赵政：川渝游记——火焰山上的北碚公园-行者赵政
偶像来到世间，如果不被膜拜，也就只好被打倒了，不然的话，这世间的芸芸众生该怎么活啊？读完卢国纪与程晓刚分别创作的卢作孚传记，我不得不发出如此的慨叹，自己都觉得很对不起那位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实业家。事实上，在阅读卢作孚之前，我早已数次造访北碚及合川，流连于那些老旧的建筑，凡属与卢作孚有关的，几乎都去看过。因此，我也是抱着膜拜的心情去捧读后人为其书写的传记的，无论如何，我的阅读都是始于惊叹，终于哀叹。在那样一个兵荒马乱、硝烟四起的年代，卢作孚以平民出身、小学学历为起点，竟然成就如此之大的事业，而身后却贫穷如斯，怎能不叫人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重庆北碚区的火焰山，其实只是嘉陵江边的一个小山包，与东阳镇下坝的复旦旧址隔江相望。抗战初期，卢作孚帮助复旦大学搬迁至此，课余时间，一些师生们就通过校门口的相辉码头，坐船过江去山上游玩。火焰山虽然不大，但植被非常茂密，至今都是一块谈情说爱的宝地。1927年初，已创办民生公司的卢作孚，作为各方实力派都能接受的人物，被众乡绅推举为嘉陵江三峡峡防团务局的局长。刘湘的此项任命，本是为了打击当地的匪盗，却正好迎合了前者想要开展乡村建设的宏愿，于是乎，雄心勃勃的卢作孚由此正式踏上仕途。当时的北碚，只是温塘峡和观音峡之间一个毫不起眼的小乡场，遍地污秽又兼匪盗横行，还开满了烟馆、赌馆和妓院，卢作孚一朝登场，北碚就开始改天换地了。
让很多人没想到的是，新官上任的卢局长，烧的第一把火竟然是修公园，而且还很迅速地将北碚温泉寺改建成一个享誉全川的旅游胜地。今天的人们可能已经很难理解，由私家园林改头换面而来的公园，在最初的时候，其实发挥着很多教育的功能。它通过可见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及鸟语花香，向民众传递着一种文明的价值理念，并促使他们在内心深处萌生出对于一种更高级的生活方式的向往，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学会爱卫生、讲公德、守规矩。这种教育模式，顾及了普罗大众的自尊，绝没有后来老蒋推广“新生活运动”时那种高高在上的颐指气使，因此广受民众欢迎。第一炮打响后，卢作孚又将目光盯上了火焰山，并很快建成了火焰山公园。
如今的北碚公园就是火焰山公园，正门位于中山路和静宁路的交叉口附近，左边是北碚图书馆，美术馆所在的红楼就矗立在火焰山上。1928年，卢作孚发动各界捐赠图书，成立峡区图书馆，抗战胜利后，又将民生公司及西部科学院的图书馆与其合并。据坊间传言，当初北碚图书馆收藏的珍本善本，在整个巴蜀地区排行老大，只是十年浩劫下来，不知还能剩下多少。红楼在1949年之后曾作为图书馆的藏书楼以及新时期的卢作孚纪念馆，2012年一场大火，把红楼的屋顶给掀了，重新装修之后，该处被辟为美术馆，卢作孚纪念馆则迁往文昌宫，也就是峡防团务局旧址。公园正门的左侧，有一个外形古朴的木制小门，内有石梯直通红楼。王蒲臣不办展览的日子，基本都是铁将军守着，美术馆的工作人员则通过紧贴山岩的电梯上去，倒是省了不少力气了。
站在公园门口仰望红楼，只见红墙碧瓦，翘角飞檐，庄重典雅而又极其醒目。作为“万绿丛中一点红”，在它被高楼大厦包围之前，一直都是北碚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民国时期来北碚参观的学者名流及达官贵人们必然造访的景点之一。1939年，红楼充作战时中央银行的办事处，蒋介石应邀视察北碚，也住在这里。1944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华莱士访华并参观北碚，亦曾在红楼欣赏滑翔机表演。红楼始建于1932年，本是卢作孚创办的兼善中学的校舍。据他的儿子卢国纪回忆，当时的北碚居民都知道一句话——“舍得干，读兼善”，校名则取自“达则兼济天下金容仙，穷则独善其身”之意。然而，卢作孚最终未能独善其身，反倒以一种暴烈的方式斥责并挥别了这个污浊的世界，那都是后话了。
兼善中学的首任校长叫郑献徵，在有关卢作孚的叙述当中，他只是一个过客。1930年，经朋友介绍，郑献徵与卢作孚相识，并受后者委托筹备办学事宜，直至1933年，因被刘湘任命为重庆大学的秘书长兼代理校长，他才告别了兼善。如今，他的照片依然挂在重庆大学的校史馆里。2015年12月2日，我在荣昌五福乡的一个小茶馆里，听两位老人摆龙门阵。他们都是郑献徵的孙辈，其中一个叫他“大公”，一个称他为“舅公”。据他们确认，1949年之后，卢作孚确实送了一些安眠药给郑献徵，但遗憾的是，卢作孚死了，郑献徵却被救活，而且还劳改了七年。出狱后，郑献徵窝在四川省文史馆苟延残喘，直到1969年去世。针对他的死，叫他舅公的赵修在老人告诉我，“他是被气死的”。
国内研究卢作孚的学者，似乎都忽略了他和郑献徵之间的关系，只是因为兼善中学，才将后者提上一笔。然而，从最后关头的诀别与托付看来，郑献徵或许是卢作孚最好的朋友。试问，要怎样惺惺相惜和赤诚相对，才能让两个大男人，在黑云压城之际，相约一起去死啊？因此，在卢作孚的传记当中稍瞬即逝的郑献徵，或许能够充当了解卢作孚的一面镜子，在有关后者的微观叙事当中，充当一个引路人，帮助我们真正走近卢作孚，去洞悉并体悟那样一个正人君子的内心世界，而不是纠缠于卢作孚所处的时代，以及他跟时代之间的冲突。当很多年过去之后，一味地抨击已没有意义，反倒容易忽略一些显而易见的真实，而真实往往是人们不愿面对的。再说，为尊者讳，也是我们的光荣传统。
旅法作家郑碧贤女士在《郑泽堰——民国县长郑献徵传奇》一书中，用女性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我们描述了一个行仁义且施德政的郑献徵。1937年至1940年间，郑献徵在三台县当县长，为当地治水修渠堰。工程末了，尚缺四万块钱，于是卖掉自己的产业，去补三台这个窟窿。离任时，百姓捧出万民伞，为郑县长送行。此后，郑献徵相继出任财整处长、自贡市长及水利厅长。“1949年，卢作孚先生与父亲在重庆最后一次见面，那是一次悲壮的诀别。卢作孚先生送给父亲一瓶安眠药，自己留下一瓶。这两瓶药是重庆左力梁大夫给他开的。左大夫是他们共同的朋友，也是位心高气傲的人。在那个非常时期，大家心里都很坦荡，人的尊严比生命更重要。”①
“道德与爱情之内容无他，牺牲而已”②，郑献徵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不仅他是这样，卢作孚也同样如此。无论开发北碚、经营民生公司，还是在国民政府交通部及粮食管理局任上，他似乎永远都在牺牲，以至于当时的大公报记者徐盈都说，“他是个很难被了解的人”，而在好友晏阳初心中，他就是个完人。据卢国纪回忆，卢作孚无论是平常穿戴还是家庭生活，都相当简朴，常年就是一身麻布中山装，待客都没有像样的荤菜。与此同时，由他兼职的数十个单位提供的车马费，统统捐赠给兼善中学、西部科学院等文教机构。至于民生公司总经理的薪水，初创时是三十元，后来也不过六七十元，跟很多“平级”的大老板们比起来，他的收入简直不值一提。
作孚园，就是现在北碚公园的主要景点，至于当年草创时期的动物园，唯留有笼舍供人凭吊。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共中央给卢作孚下结论，肯定其“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随后，卢作孚早年的朋友、下属、与他有关的各单位及当地政府共同出资，在火焰山上修建了这个纪念园地，我注意到排在首位的捐款人是梁漱溟。1941年，梁漱溟创办的勉仁中学迁至北碚金刚碑，而与此同时，在整个抗战期间，逃亡至北碚的大中学校多达15所。除复旦大学外，还有江苏医学院、晏阳初的乡建学院、陶行知的育才学校、潘序伦的会计专科，以及二十多家科研机构，更别提那些内迁的工矿企业，这一切，都有赖于作孚公的博大胸襟及高瞻远瞩。
在万绿丛中拾级而上，很快就看到一面石墙，镌刻有晏阳初先生写于1982年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敬怀至友卢作孚兄”。文中指出，“他自己不想赚钱，忘我忘家，绝对无私”。这的确是真的，1939年2月13日，15岁的卢国纪与哥哥卢国维，在从成都坐长途客车回重庆的路上发生车祸，不得已滞留资中，遂急电乃父，请求民生公司派车来接他们。结果卢作孚只是说，伤重则在当地住院，不重的话就自己坐公共汽车返家，至于派车一事，只字未提。1942年初夏，美军司令部给重庆的知名人士每人送一台收音机，让年少的卢国纪好兴奋，然而，两个星期之后，结束外地的视察回到家中的卢作孚，不吭不哈地把收音机带到民生公司去了，因为他觉得公司的电台更需要它。
卢作孚说，“我们做生产事业的目的，不是纯为赚钱，更不是分赃式的把赚的钱完全分掉，乃是要将它运用到社会上去，扩大帮助社会的范围，所以我们的目的，往往是超赚钱的”。“民国二十几年来政治上成功了若干人，将一个好好的中华民国，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都是为了要求自己成功，宁肯牺牲一切的缘故。若是不把自己成功这个观念改变过来，也许整个的中华民国便永远这样算了下去”。据卢国纪回忆，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负责调查卢作孚的工作人员，历经半年的走访，竟然发现所有人都说卢作孚好，“比共产党员还要好，这可能吗？”但事实就是这样啊！“然而”，晏阳初最后说，“他的结局竟是如此悲惨，我为国家伤心，我为至友哀痛”。
一尊极简主义的石雕作品，俯视呈三角形，底部拼接一只螺旋桨，象征着民生公司的轮船，正对着石墙上的题刻。毫无疑问，民生公司是卢作孚最引人关注的大手笔，民生船队为抗战所做的贡献，已不是可圈可点，而是可歌可泣了。然而，卢作孚又得到什么呢？1925年公司成立的时候，卢作孚根本没有股份，后来刘湘实在看不过去，替他认购了十股，这才变成一个小小的股东，随后也捐给了兼善中学。与国民政府合作，收获的只是失望。在这方面，他又像翁文灏，只是一个好人，而好人是玩不了政治的。至于民生公司其他的股东，据卢作孚的外孙程晓刚（清秋子）在《百年心事——卢作孚传》一书中的讲述，直到中共的公股代表进驻，清查公司账目，才发现“民生公司的股东二十多年没有实际分红，把分红都折成了股本，这才使公司不断壮大”。
也难怪晏阳初说他是个完人，好像什么都不要一样，可如此这般的高洁之士，在这个污秽不堪的世界里，哪有活路啊？人性的软弱和贪婪，决定了大多数人都只能是凡夫俗子，在一个小圈子里与众人合谋，过着蝇营狗苟般的生活。谁乐意身边有一个像卢作孚般的高大全，成天刺激他们紧张的神经呢？因此，几乎是从民生公司开始赚钱的那一刻起，有关卢作孚的负面传闻就不胫而走。2015年11月20日，我在合川区狮滩镇的聂家村，原大昌铁厂的厂址附近，与一位叫李正柏的老农交谈，他还直斥卢作孚是个骗子，只会玩别人的钱。李正柏的伯父叫李云根，是大昌铁厂的老板，民生公司草创时期的八位董事之一。我对李正柏强调，卢作孚如果贪污，倒可以说他是个骗子，但他一直很穷啊，李正柏就不说话了。
根据程晓刚的讲述，卢作孚从香港回到大陆后说过，“我这次从香港回来，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我听说有人在骂我，说我卢作孚是个大骗子，入股以后，股金就好像放在镜子里，看得见，拿不出来。又说我这次拿着大家的钱，到台湾和美国养老去了。我听了这些流言蜚语，非常生气，所以我一定要回来，不然，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由这段话再联系李正柏的回忆，我大体能够猜测民生公司的实情了。身为公司总经理的卢作孚确实没赚钱，但是，跟着卢作孚一起打天下的兄弟，一起受苦受难的同仁，甚至包括同为股东的杨森、张群等党国大佬，好像都没赚钱。为了作孚公的爱国情怀，他们把自己的不菲身家都搭了进去，这才有了让国共两大阵营都垂涎欲滴的民生公司。
一切为了集体，一切为了国家，如此崇高的理念，早已被后来的实践所否决，然而，在那个鼓吹救亡的年代，的确让卢作孚誉满天下，也跟中共一贯的宣传不谋而合。因此，就像官员翁文灏、学者曾昭抡一样，作为商人的卢作孚最终选择留在大陆，跟腐败的国民政府划清了界线。但是，对于那些宵小之辈而言，就算是正人君子吧，如果不能为我所用，何不将其打倒呢？放眼去，天下乌鸦一般黑，谁也不嫌弃谁，这样才能心情舒畅笑面如花，日子也才能将就着过下去。因此，当革命来临的时候，那些因卢作孚而自问被迫牺牲的群众，自然要逮着机会反戈一击啊。而对卢作孚来说，士可杀不可辱，他又不会像那位拿撒勒人一样祈求上帝，“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要成全你的旨意”③。于是乎，完人就这样玩完了。
这就是真正的正人君子的结局，就像公元前后希腊罗马世界的那些哲学家一样，如果不能逃亡，则唯有选择自杀；除此之外，这个世界没有他们的活路。他们是人群之外的凤毛麟角，也只有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但他们自己意识不到这一点，反倒总要跑到人群当中去，将自己的意思昭告天下。可是，他们哪里知道，这个世界从来都不会按照他们的意思来运转，因为别人想要的，他们给不了。他们只能是他们自己，他们影响不了别人，别人也成不了他们。充其量，他们最好的结局，就是化为一尊偶像，没法再说话，没法再参与别人的生活，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这个污浊的世界，让落满灰尘的身体，化为久远的传奇，或——传说。
因此，郑碧贤女士的书名起得好，郑献徵，以及卢作孚，就应该是一段传奇。他们的所作所为，除了印证出他们自己的高风亮节之外，不具有任何建设性的意义。因为国家不可以德治，人民更不该被德欺。无论郑献徵，抑或卢作孚，都是中国大陆最后的儒生。在那个狼烟四起的年代，他们用生命谱写了一部华美的乐章；其中的繁弦急管，可谓老大中国最后的绝响。与郑献徵相比，卢作孚似乎幸运一点，他的家庭生活似乎比较幸福。据程晓刚说，晚年的蒙淑仪，每天都要拿着放大镜读一本书，读着读着就开始掉泪。这本书一直放在她的床头，也正是卢作孚在北碚文星湾撰写的小册子——《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有妻若此，卢作孚可以含笑九泉了。
参考书籍:
1.《我的父亲卢作孚》，卢国纪著，人民出版社。
2.《百年心事——卢作孚传》，清秋子著，新星出版社。
3.《卢作孚自述》，文明国编，安徽文艺出版社。
注:
①．《郑泽堰——民国县长郑献徵传奇》，郑碧贤著，三联书店，58页。
②．同上，64页。
③．《新约·路加福音》，现代中文译本，第22章42节。
列位看官，觉得好就帮转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