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书哲（1985 —），男，南京大学英语系博士研究生，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美国华裔文学研究。
本文选自2017年第1期《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注释从略。
一、问题的提出
19 世纪初龚心如，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和黑奴贸易的废除，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迫切。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殖民统治者开始从中国招募劳工，用拥挤的帆船把他们运送到古巴、秘鲁、西印度群岛和北美等地，从事垦殖、采矿和筑路等繁重的体力劳动。作为早期华人移民史的重要一部分，契约华工现象引起了学界的充分关注，并有不少成果问世，如吴凤斌的《契约华工史》、王琳乾和吴坤祥主编的《早期华侨与契约华工（卖猪仔）》和秘鲁格兰达（Fernando de Trazegnies Granda）的《沙国之梦：契约华工在秘鲁的命运》等。限于研究视角等因素，现有研究多从契约华工产生的历史背景、契约华工的招募方式、契约华工遭受的剥削和虐待等方面讨论契约华工问题，重点在于揭示华工所遭受的不公和非人待遇，而对契约华工在海外的抗争和“越界”经历关注不多。
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中国佬》（China Men）为研究契约华工的“越界”经历提供了合适的文本。
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中国佬》（China Men）为研究契约华工的“越界”经历提供了合适的文本。该书出版于1980 年，次年获得美国非虚构类作品国家图书奖，得到广泛关注。作者在书中讲述了家族四代男性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其中《檀香山的曾祖父》和《内华达山脉中的祖父》两部分分别描写了曾祖父伯公和祖父阿公作为契约华工在夏威夷开荒种甘蔗和在内华达山脉修筑铁路的经历。这部作品是斯塔罗宾斯基所说的“论述—叙事”的混杂体，糅合了叙事与论述、历史与想象，既可以作为文学文本，也可以作为历史和社会学文本解读。相对于契约华工海外受难的历史话语玩命对战，作品中伯公和阿公的经历构成了一种福柯所说的“断裂和非连续性”，是对华工血泪史的一种契合和偏离。契合是因为他们的经历折射了华工在海外的悲惨遭遇，是对华工血泪史的另一个脚注；偏离是因为他们面对白人的宰制和驯化奋力抗争私宠小妹，构成了契约华工历史话语的另一面。
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佬》中《檀香山的曾祖父》和《内华达山脉中的祖父》两部分进行文本细读，结合当时具体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语境，探讨以伯公和阿公为代表的契约华工的“越界”经历和体验。通过“越界”的相关理论和福柯规训的概念，分析白人控制和驯化华工的手段，以及华工抗争和“越界”的行为与策略。以伯公为代表的夏威夷种植园契约华工以“捣蛋鬼”（trickster）的形象，通过制造麻烦来拒绝被驯化，逾越“不许说话”的戒律异界丹王 。以阿公为代表的铁路契约华工从中国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通过罢工来争取和白人同工同酬的待遇。他们的“越界”行为改善了白人对华工的刻板印象，拓展了华工在海外的生存空间。
二、契约华工生活的社会历史语境
根据历史事实和文本细节，叙事者的伯公是被夏威夷皇家农业协会诱骗，作为契约劳工，以劳动预支川资，乘坐被称为浮动地狱的多桅纵帆船，在海上颠簸了三个月后来到夏威夷的。运送华工的帆船拥挤肮脏，根据作者的描述，船上的华人“都被关在甲板下面，当水手们送来饭桶，提走盛呕吐物和大便的桶时，甲板下的一阵骚乱和饭桶里冒出来的一股热气便算是换了一口新鲜空气k1619。有些人随身带着几头猪，猪就躺在几个铺位的下面。这些铺位看上去和停尸间里一层层的棺材没什么两样”。而待轮船抵港时，“人数比刚上船时少了三四个”。
汤亭亭在作品中的描写基本符合早期契约华工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招募和运送方式。据相关记载，随着制糖业的发展，夏威夷甘蔗种植园严重缺乏劳动力，种植园主把目光投向中国。1852 年，有“两批华工195 人和98 人先后到达檀香山”黄芩胶囊，“此后12 年中，进入夏威夷的中国华工有410 人”。同样亟需劳动力的还有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在铁路公司四巨头之一克罗克的坚持下，这家铁路公司“总共雇佣了大约15,000 名华工”。这些华工都是通过契约劳工制赴美的，许多华工被招工者诱骗、恐吓乃至绑架，乘坐肮脏拥挤的船只被贩卖到南美、古巴、西印度群岛和北美等地充当苦力。由于卫生、疾病和虐待华工等原因，苦力船上常有死伤和暴乱发生，比如“1856 年英国船波兰特公爵号，自香港装三百三十二名契约工去古巴，在途中病死、打死和自杀的有一百二十八名，死亡率占百分之三十九”遐想网络。1854 年，经过80 天航行抵达旧金山的“自由”号轮船抵港时就有五分之一的华人乘客死亡。作品中伯公跨洋航行的经历基本上是早期契约华工经历的真实写照。
汤亭亭没有明确给出伯公赴美的时间，但根据文本细节，如夏威夷皇家农业协会和太平天国起义等，伯公当是在1850 —1864 年间到夏威夷的，阿公则是于1863 年春赴美世海船模论坛。当时西方社会中的种族歧视尘嚣甚上。欧华裔作家水仙花（Sui Sin Far，1865 —1914）的创作基本反映了那个时代西方主流社会对华人的看法。她在《一个欧亚裔人的回忆书柬》（“Leaves from the Mental Portfolio of anEurasian”）一文中讲述了自己在一次宴会中的经历：“我的雇主摇晃着他粗大的脑袋说，‘不知怎的，我无法使自己接受中国人也像我们一样是人的想法。他们或许有不死的灵魂，但他们的脸上却又毫无表情，我只能又对此表示怀疑’。‘灵魂？’一位市政职员附和道，‘连他们的身体都让我受不了，中国佬在我看来比黑鬼都令人作呕’。”
水仙花的记述再现了当时西方主流社会对华人的认知暴力，这种认知暴力体现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建制等方面。就意识形态而言，西方不断地想象东方并生产关于东方的知识，营造出一个西方认可的东方形象黄裳是谁。就社会建制而言豪情笑江湖，西方的法律、教育、媒体等都是这种东方主义式认知方式的产物，目的在于延续和强化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认为“西方的法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讲述了欧洲作为大写主体的历史”，旨在建构和维系一种主客体对立关系，使华人以西方建构的“他者”形象出现，并将其限定在主流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而超出这种范围便是“越界”。
根据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契约华工制主要是为了解决因奴隶贸易被废止而引发的劳动力短缺，这就从历史渊源上确立了契约华工和黑奴的相似之处。在这种认知方式下，白人把华工视为沉默的他者，是黑奴的替代品，而不是像他们一样具有思考能力的人，华工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他们创造利润。“中国佬”这一侮辱性的称谓便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可以说，主流社会在意识形态上为华工划定了边界，确定了他们“他者”的位置，并通过各种规定和戒律对他们进行规训，从而造就他们驯顺的身体和臣服的主体。以伯公和阿公为代表的契约华工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和意识形态语境中生存的，他们挑战禁忌，跨越边界的行为宣示了他们的主体性，北京高校教师网对改变西方主流社会对华人的认知，拓展华人的社会生存空间，丰富他们的生命体验具有重要意义。
三、契约华工的抗争与“越界”
在《檀香山的曾祖父》部分，汤亭亭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通过文学想象再现了曾祖父伯公在夏威夷种植园的生活经历和体验。到岸后，伯公等人未经休息便被骑马持鞭的洋鬼子老板带到工地，立刻开始辛苦的劳动彭禹繁。在种植园，他们面临着各种戒律的约束，这些约束和惩罚措施包括监视、扣钱和干活时不许说话等，旨在造就华工驯顺的肉体和臣服的主体。周继先从地理空间来看，伯公开荒种甘蔗的瓦胡岛（Oahu）与外界隔绝，四面环海，岛上高山林立，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热门小马。这种地理空间上的相对封闭性在客观上降低了华工逃跑的概率，有些华工因为被种植园主克扣工钱，或者契约期满而归家无望等原因跳海或跳崖自杀。瓦胡岛的相对封闭性使它客观上成为一个类似要塞的劳动场所，一个具有福柯所说的“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功能的地理空间。
除了瓦胡岛的地理特点，种植园主还制定了严苛的纪律和具体的惩罚措施。华工们早上五点劳作，下午五点收工，因病误工或怠工者都会被相应地扣掉工钱，下雨天不劳作也会被扣掉工钱。根据叙事者的讲述，“懒洋洋躺在床上的病人病休日的工钱也全被扣了。还没有从渡海的不适中恢复过来的人不仅欠下了食宿费，还欠了路费。身强力壮的人因为损坏了工具也被克扣了工资。”
除了这些苛刻的罚款规定，种植园主还打破集中住宿的格局，把生病的华工和健康的华工隔离开来，从而分解劳工中“庞杂的、多变的因素”。这种隔离措施作为一种规训手段，实现了提心吊胆造句福柯所说的对“不同用途的空间加以分类”，“用于满足监督和割断有害联系的需要”，防止更多的华工得病，从而提高劳动效率。后来白人发现这种隔离措施效果并不明显，于是又改变了规定，不再把生病的华工隔离开来，而是强迫他们也下地劳作。“那个洋鬼子把生病的人都推出了门，他还一手拽着一个男孩的头发无上龙印。伯公猜得出那个洋鬼子在说：‘啊哈！你在装病，被我逮住了，你这个骗人的、懒惰的、下贱的中国佬’。他用鞭子指着甘蔗园道：‘干活去，Pake中意在线！不要装病’。洋鬼子们再次改变了他们的做法，不再把生病的人送回棚屋了。”
在所有的纪律中，作者着墨最多、最让伯公忍受不了的是干活的时候不许说话。这条荒诞的规定让伯公感到愤怒，引发了他“越界”的冲动和行为。“从那天起，一连几天，他都一言不发地干活，但心里却愈发气愤，手里的砍刀似乎在砍人的腿臂。他苦熬着钟点孙天勤，活儿还是干得不错的，但只要有个洋鬼子从他身边经过，这条沉默的规矩就会刺激他。”
一天中午赵贞恩，伯公实在忍不住，坚定了自己“越界”的决心，向工友说：“假如那个洋鬼子用鞭子抽我，我就会抓住鞭子，把他拉下马来极品家丁后传，像敲碎一个椰子一样砸碎他的脑袋。”伯公挑战禁忌发声了，他的“越界”行为立刻招致了惩罚。“他的耳边忽然响起了一声清脆的噼啪声，那个洋鬼子正在收拢鞭子。‘闭嘴，Pake!’他清清楚楚听到了从那个白洋鬼子翻动的嘴里发出的每一个音节。‘闭嘴！干活！中国佬，干活！待在这儿干活！闭嘴！’他字字听得分明，一时惊呆了，忘了去夺鞭子。他继续干着活，口中喃喃道：‘闭嘴位面高手。你给我闭嘴’。他发现肩上多了一道鞭痕。”除了遭受鞭打，伯公还因为说话被罚款。
伯公因“越界”而招致惩罚，反映了边界和越界的辩证关系。福柯指出，“边界和越界互相依存”，“如果某个边界是绝对不可跨越的话，那么这个边界也就无法存在；相反，如果越界只是跨越由幻觉和影子构成的边界，这样的越界也毫无意义。”伯公的“越界”行为证实了不许言说这条戒律的存在，侧面反映了契约华工生存的社会历史语境。西方主流社会依据种族和肤色，为华人设定了诸多边界，目的在于把他们限定在可控的疆域内，而跨越这些边界则会改变现状，引起主流社会的恐慌。但对于华工而言，“越界”是改变现状、拓展其社会生存空间和丰富其生活体验的重要途径。胡克斯（Bell Hooks）认为“要拒绝被否定就要逾越”。李有成也认为“只有逾越才能挑战或否定白人强势种族的否定政治（politics of negation）”。伯公打破工作时不许说话的戒律，对白人种族否定政治提出了挑战，通过言说的“越界”宣示了自己的主体性。而伯公的经历也表明，早期契约华工并不都是逆来顺受的苦力，也有华工有着敢于挑战戒律、对抗白人压迫和宰制的勇气。
未完待续
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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