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说唐朝政治体制是三省六部制，的确是莫大的误会。
在唐朝人心目中，中央机关是四大衙门：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御史台。无论是在皇帝的诏书中，还是在官员们的言谈中，从来是四者并提。
中书省提方案bilib，门下省挑毛病，这二省合一就是决策；尚书省通过下属的六部，保证决策的落实。如何保证各项工作从决策到落实都是公正、科学、有效的？这要靠拥有强大的监督力量的御史台来推动了。
御史台，是负责监督全体官吏的部门，类似当今的中纪委，但是其权力远大于中纪委。
比如吧，当今某个乡镇书记、乡镇长胡作非为，即便中纪委接到举报信，也无权处理，只能转给所在省市区的纪委；而省市区的纪委同样无权处理，只能再转给所在县一级的纪委。县一级的纪委照样无权处理，他们必须向当地的主要领导汇报，等待他们的决定。
古代中国御史台，才是地地道道的宪官，普天之下的官员，他们都有权直接纠弹。《唐六典·御史台》：
御史大夫之职，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中丞为之贰。(其百僚有奸非隐伏小则又沐风，得专推劾。若中书门下五品已上、尚书省四品已上、诸司三品已上，则书而进之，并送中书门下。)凡天下之人有称冤而无告者，与三司诘之。(三司：御史大夫，中书，门下。大事奏裁，小事专达。)凡中外百僚之事应弹劾者，御史言于大夫，大事则方幅奏弹，小事则署名而已。
这就是说，御史台是代表天宪，根据大唐“礼”和“律”，监督、纠察全国官吏执行“刑宪、典章之政令”的情况的。因此，御史台的官员，被称为“宪官”，即对官员们的言谈举止，都有纠察权。
简单说，御史台的主要职能为：一是整肃整个官员队伍的形象，二是是处理一切违法违纪的行为，三是审查一切可能的冤假错案。
《孔子家语·入官》：
君上者，民之仪也；有司执政者，民之表也；迩臣便僻者，群仆之伦也。故仪不正则民失，表不端则百姓乱，迩臣便僻则群臣污矣。
孔子说，君主是全国人民的榜样，各级官员是百姓的表率，君主的近臣是全体官员的模范。因此，如果榜样歪了，全国人民就失去了方向；如果表率不端，百姓的行为就会混乱；如果模范走了邪路，全体官员都会变坏。
古代官员，必须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干啥都要有“民之父母”、社会楷模的形象。因此，在古代中国，官员们的自由度，远小于当今官员们。他们的一切活动，都要受到“礼”的约束，受到全社会的监督。
有个故事。武则天时期，有位位居四品官员下朝后回家，在街边买了个烧饼，骑上马，边走边吃，被御史台官员看到后，报到朝廷。本来，朝廷已经讨论通过提拔他为三品官，结果，就为这吃烧饼有失体统之事而泡汤。
崔颢、王昌龄、孟浩然，可谓大名鼎鼎，当今的初中毕业生，都能背诵他们的作品。可是，这三人，在唐朝官场都混得不行。
为什么呢？
《旧唐书·文苑下》说：崔颢“登进士第，有俊才，无士行，好蒱博饮酒”，虽有才，但德行不好，喜欢赌博嗜酒如命；王昌龄，“进士登第……又以博学宏词登科……不护细行”，进士及第，又考中博学鸿词科，这在唐朝精品级的奇才了，但是他行为不检点。孟浩然的情况与这两人不同，“隐鹿门山，以诗自适。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曾根菜津子，还襄阳星际种田记。”长期隐居家乡以诗酒自娱，四十岁才参加进士科考试，没考中，就回家了。
更著名的，当然是李白、杜甫。今天某些学者，一边胡乱攻击中国古代“官本位”，一边为李白没能做大官鸣不平，甚至编排出种种无聊的“原因”来大麦户。
其实，在古代中国，李白、杜甫等人林青依果，不可能做大官。
杜甫有一首著名的《饮中八仙歌》：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唐朝士人好酒不假，但是喝酒是有节制、看场合的。著名诗人贺知章，虽然声名显赫，但是，他的豪放、诙谐的性格，成天捧着个酒坛子的样子，便只能做秘书监，即国家科学院院长，领衔主持学术研究是可以的，但不适合干政务。
李白、杜甫，本是上天降下的文学天才，而不是从政的人才。他俩整天醉醺醺的，酒是他们灵感的催化剂。人们都知道李白要高力士脱靴的故事，杜甫与李白差不多。杜甫在四川为官时，和官员们一起吃饭喝酒，喝着喝着，他跑到桌子上去了，指着四川最高首长严武大呼小叫。他俩的这种行为，作为官员便是不成体统的酒鬼，作为诗人则是豪放飘逸的酒仙。文学家干嘛要当官呢？官员李白，能成为诗仙么！
在唐朝，有才华的人，根本不需做官，大唐有无数的逸人隐士。今人十分羡慕民国时期的稿费标准，其实，比起古代，民国时期的稿费简直就是毛毛雨。唐朝文化昌明，人民富足，因此稿费奇高，李白、杜甫终日游山玩水，却一直过着香车宝马、锦衣玉食的生活。这些，我们后面再细谈。
才华横溢却有性格缺陷的人，做官后必不得意。与李白、杜甫同时，名气不亚于二人的大才子萧颖士，恃才傲物，性情暴躁，一辈子只做到扬州功曹参军。萧颖士才华有多高？《旧唐书·文苑下》说：“是时外夷亦知颖士之名，新罗使入朝，言国人愿得萧夫子为师，其名动华夷若此。”用今天的话说，萧颖士是国际知名人士。他有个仆人，整天被他打得鼻青脸肿。有人看不过，对这个仆人说：你干嘛不辞职另找工作呢？仆人回答道：我也想过辞职，但是，他太有才了，为他在一起是一种享受，我实在舍不得离开他。据说，这个仆人最终被他虐待致死。
可以想象，如此才子调教多夫，适合做大官么！
儒家坚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官员们仅仅管好自己是不够的，还必须管好自己的家人，否则，就别出门。据《朝野佥载》，唐太宗贞观年间，桂阳县县令阮嵩宴请来宾，叫来艺妓歌舞助兴。阮嵩的老婆阎氏知道后，抓起菜刀，披头散发光脚光膀子，闯入宴会厅。艺妓逃命，阮嵩则吓得躲到床下。年度考评时，顶头上司刺史崔邈给他作出评价是：老婆都管不好的人，凭什么去教化百姓！老婆没有教养，丈夫能有什么道德品行！考评等级：下。最终结论是：免职。
也许当今的人们不赞成唐朝的这种理论。不过，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家有恶妻者，是很难做一名好官的。我们身边的无数事实证明，清廉官员的配偶也很清廉，贪腐官员的配偶总是十分贪婪。
在中国古代，是禁止官员经商的。《礼记·坊记》：“子云：君子不尽利，以遗民。”最晚自周朝开始，就将官员经商视作不道德的行为。到了唐朝，“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食禄之人，不得夺下人之利”，更是明确写入了《唐六典》。别说做生意，即便买房子出租、将自家的房子改造后出租，也是不行的。
唐玄宗就下达了《禁赁店干利诏》：
南北卫、百官等，如闻昭应县两市及近场处，广造店铺，出赁与人，干利商贾，莫甚於此。自今已后，其所赁店铺，每闲月估不得过五百文。其清资官准法不可置者，容其出卖。如有违犯，具名录奏。
有少数官员在市场附近建房子、买房子作为商铺出租给商户，“干利商贾”，即侵夺了商人的利益，皇帝很不高兴，下令：一、“清资官”（指除专业技术官员之外的官员，后面详述）限期将房子卖掉，否则严惩；二、其他官员的商铺，每间月租金限定在五百文之内，否则严惩。这实际上就是让非清资官也无利可图。
除“中书门下五品已上、尚书省四品已上、诸司三品已上”等极少数高级官员，御史台对其它官员可以独立处理。即便是这些高级官员，御史台可以在报告宰相的同时，随时在朝堂上报告皇帝。因为，御史台的几乎全部官员，是朝廷各种场合必须到会的成员。可以说，从皇帝到宰相，基本认识御史台所有官员，但是，可能不记得尚书省或者其他衙门五品官的姓名。
御史台的官员的级别并不高，如最低级的监察御史，才正八品上，比下等县县令（从七品下）级别还低，真是芝麻绿豆的官职了。但是，绝大多数五品以下的官员，宰相们拍板便完事，但是，监察御史却是由御史大夫或者宰相万里挑一，向皇帝推荐而任命的。
监察御史共有十名。这十个岗位，是唐朝培养、锻炼优秀青年干部的主要基地之一，担任者多是青年官员，全是从有良好社会声誉的地方官员中选拔上来。他们在这里一般工作两三年，就会调往其他岗位，提拔任职。《唐六典·御史台》：
监察御史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
监察御史们经常奉皇帝或宰相之命，巡视全国，纠察地方大员。他们敢想敢说敢干，不畏权贵。
御史出巡，受到地方官员们高度重视，各地州县长官跑出老远迎接御史，以至于唐玄宗不得不颁发《戒州县祗候御史诏》，下令：再有这样的事，地方官员依法治罪，陈杏衣御史贬官。
把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干部，放在得罪人的位置锻炼，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完全是不可想象的胡闹，这不是存心害人家么！
须知，古代中国，绝大多数时候，是邪不压正的，至少，在士大夫阶层是如此。御史，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御史台，而是整个社会。
太和二年ca1809，刘蕡参加制科考试。当时宦官专权，他在考卷上写下长篇大论，肆意鞭笞宦官干政。他虽然落选，但他的文章不胫而走，他个人也一夜成名。被录取的士人们还向朝廷请愿：“刘蕡不第，我辈登科，实厚颜矣！”不录取他，我们没脸啊！请把我们的官位让给他吧！
刘蕡虽然在朝廷没法做官，但是三秒哥，成为士大夫们的座上宾。《旧唐书》曰：
令狐楚在兴元，牛僧孺镇襄阳，辟为从事，待如师友。
地方官们，山南西道节度使令狐楚、山南东道节度使牛僧孺，先后请他到自己的幕府任职，并以老师、朋友的礼节对待他。
越是敢说敢干、正气凛然的官员，名气越大；越是敢于挑战权威的士人，越受人尊敬。如果因为挑战权威，包括挑战皇帝而丢官，他根本不用担心吃饭问题，所到之处，他会受到英雄般的礼遇。
让优秀青年干部担任监察御史，显然是为了培养他们的蓬勃朝气、进取锐气、刚直名气。唐朝许多声名显赫的大员，著名宰相如裴度、元稹，都是从这个岗位走出来的。《唐会要》：
长安二年（702年），则天令雍州长史薛季昶择寮吏堪为御史者。季昶以问录事参军卢齐卿，举长安县尉卢怀慎、季休光、万年县尉李乂、崔湜、咸阳县丞倪若水、盩厔县尉田崇璧、新丰县尉崔日用。后皆至大官。
下面这个实例，有助于说明唐朝的政治运行程序。《唐会要》：
永徽元年十月二十四日，中书令褚遂良抑买中书译语人史诃担宅。监察御史韦仁约劾之。大理丞张山寿断：以遂良当征铜二十斤。少卿张睿册以为非当，估宜从轻。仁约奏曰：“官市依估，私但两和耳；园宅及田，不在市肆，岂用应估！睿册曲凭估买，断为无罪。大理之职，岂可使斯人处之”。遂迁遂良及睿册官。
永徽元年（650年），是唐高宗当上皇帝的第一年。褚遂良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是唐太宗在驾崩前交代临终嘱托的两人之一，另一人就是唐高宗的亲舅舅长孙无忌。没有他们俩，唐高宗能否当上皇帝也得另说。因此，刚刚登基的唐高宗，对这两人不仅以师长之礼相待，而且十分亲近。此时，褚遂良是中书令，正宗的宰相之位，可谓位高权重、恩宠无比。
褚遂良以较低的价钱，购买了自己的下属、中书省一名翻译人员的宅子张骁晗。监察御史韦仁约知道后明末1625，便上书弹劾。
随即，案子转到大理寺审理。大理寺的大理丞（主审法官）之一张山寿审理后，判决：依法对褚遂良处以罚款铜二十斤。在唐朝，铜就是钱，每贯重六斤四两至七斤，也就是说，处以褚遂良罚款三贯。此时，物价低廉，这一罚款数额还是很大的。
但是，大理寺的副职、少卿张睿册认为：用多少钱买卖房子是愿打愿挨的事情，所以褚遂良无罪，而张山寿对褚遂良给予如此重的处罚，是因为他在审理时，对这座宅子的估价过高。
监察御史韦仁约不依不饶，驳斥道：官方审理，当然必须依据市场价进行评估，怎么能以他们双方交易价为准呢！张睿册以如此判案，根本不适合在大理寺工作。
结果，褚遂良、张睿册均被降职。
御史台是否权力无边，不受制约呢？当然不是！
前面说过，“若御史有纠劾不当，（尚书左丞、右丞）兼得弹奏。”也就是说，尚书省的纪委书记也有反制他们的权力。《册府元龟》：
崔涣为御史大夫、税地青苗钱使李瑞河，涣给百官俸物不平。皇城副留守张清发之。代宗诏尚书左丞蒋涣等讯鞫大木乡。数日，以涣及判官等赃状闻。贬涣为道州刺史；判官出削有差。
御史台的最高长官御史大夫做事不公，官员们照样可以告他。当此之时，便是由尚书左丞来对他实行“双规”，调查取证。证据确凿，一样贬官借金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