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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坦，基督徒，学者，贵阳活石教会会友，著有《“窄门”前的石门坎》（1992年出版）。为石门坎研究之先行者，贵阳“尼哥底母查经班”发起人。本文根据张坦弟兄的讲座录音整理而成，愿诸位可以通过这篇文章了解福音在西南苗族广传的历史。文章很长，愿大家有耐心阅读。
演讲者：张坦
录音由赵晨光、龚有玲整理
内地会150周年纪念
内地会苗疆开荒对今天传福音的借鉴（张坦弟兄）
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恭敬来的你的面前，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请你亲自来带领。让我们的讲座不受搅扰青春爱火花。使我们口中说出的话语不是出自我们自己，乃是出自你的心意。你赐给我们西南这一片禾场。虽然现在在这片禾场上认识神的人不足百分之一，但是我们知道地上的一切都是你亲自在掌管。就是小小的芥菜种也能变成一座大山。因为在人不能的在你却无所不能。响应主的呼召在这片土地传福音的先辈中有许多现代的使徒，其中内地会的先辈尤其令我们敬仰。愿我们追寻他们的脚踪，炼就他们的信心，学习他们的方法，投身主交给我们的大使命。愿你赐给我们传福音的信心和才能。愿你赐给我们传福音的智慧和勇气。愿你保守在西南城乡传福音的弟兄姊妹，赐给他们平安喜乐，让他们得人如鱼。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弟兄姊妹，平安肖珠！我今天与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内地会‘苗疆开荒’对今天传福音的借鉴”，以往，我在给国外传教机构和学者介绍中国基督教时，心想用什么样的办法使他们最快最清晰了解中国的福音状况。我就根据自己的一个看见把中国的福音板块画成一个地图。这样就形成了五个部分。
沿海各省的传统型市民教会，他们开教比较早，他们是一个板块；第二就是江苏浙江等地的商人团契，他们这样一个板块也很有特色；然后就山西、河南、安徽那些农村的团契也非常有力量；然后新兴的就是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这样的新兴城市教会，这是包括我们在内的这样的一个板块；最后还有就是西南少数民族教会这样一个板块。我们今天主要讲到的就是第五个板块——西南少数民族教会。
首先我们看这样一个表，这是1920年《中华归主》那个大型调查资料里边统计的一个表。这个表就是全国在一个单位人口里边基督徒最密集的前12个县。这是一九二〇年的统计，数据应该是一九一几年的数据。
我们在这里边看到红字的部分：威宁、宜良、武定、永善这四个县是排名在一、二、四、十一。
就是说从一九二〇年的统计资料来看，在一个单位人口里面基督徒占比例最高的县，全国的团体冠军和单打冠军都在我们西南少数民族教会这一个板块。这是我们这一个板块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特色。虽然在整个西部我们的基督徒比例很少，但是在我们少数民族教会里面高度聚集，形成了全国的团体冠军。
云贵边境开教时间，相较沿海和中心城市晚了数十年，条件又十分艰苦，即使对于中国来说，这里也不过是化外蛮荒之地。儒家文化二千年都未能传播进去。但从1904年传入到1920年《中华归主》调查成书，仅仅只有十几年时间，基督教就创造了辉煌的奇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苗疆开荒“的原因。
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现在来看，中国基督徒占比例最高的县份仍然是云南的福贡县。这个福贡县基督徒人口比例占了百分之九十左右。全国的冠军还是在西南少数民族板块。在一百年的时间里边，一直是由西南少数民族教会板块在这个项目上保持着全国的领先的记录。这个区域是当年内地会和循道公会这两个传教机构的宣教责任地，形成单位面积里基督徒比例最高的记录和这两个宗派有极大的关系。
过了一百年，我们现在来看，当年循道公会建立的教会已经销声匿迹，而内地会建立的教会却持续地发展。如果说原来内地会和循道公会他们建立的教会，在这个地方是“速度快”、“规模大”、“覆盖宽”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要说内地会更有“根基深”的这样一个特征。我们把这个现象放大来看全国，你会发现很多曾经煊赫一时的传教组织，他们的责任地现在已经荒芜一人。而内地会当年播撒种子的地方，全部成为今天福音的复兴之地。内地会在中国十九个省传福音，其中建立了十二个“联区”，这十二个联区现在都是中国福音比较兴盛的地方。
这个现象雄辩地证明内地会传福音的方式是中国土地上最有成效的方式。所以回顾历史，内地会对中国教会的影响是深远而意义重大的。下面我分四个小标题与大家分享。
一、属灵福音与苗疆开荒；
二、使徒路线上的当代使徒；
三、基督中国化与中国基督化；
四、打破宗派障碍传福音”。
前两个小标题谈的是内地会传福音的方针，后两个小标题说的是内地会传福音的策略。
我们先从第一个小标题来分享。就是“属灵福音与苗疆开荒”。我们知道近代的福音运动有两种倾向，一种是重建“基督世界失去的社会理想”的社会福音运动，一种是直指灵魂的属灵福音运动。前面一种轰轰烈烈，后面一种安安静静。前面一种希望整体改变社会的价值观，后面一种希望通过悔改和重生来改变人们的灵魂。那么显然内地会属于后面一种。
关于前面这一种福音运动，二十五年前我写了一本书——《“窄门”前的石门坎》，那本书是讲前面那种福音运动。有兴趣的话下来以后可单独交流。但是我们今天主要讲后面一种福音运动。这种属灵福音运动是根据《使徒行传十三章》安提阿教会差派使徒保罗和巴拿巴传教团的模式，这是《圣经》记载唯一纯正的传福音运动。在当年中国，诸多传教组织纷纷选择走上层路线，立足城市、办学校、办医院、办出版，甚至在农村也是搞乡村建设为手段传福音的时候，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选择的就是保罗-巴拿巴的模式。他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模式，与他的神学思想非常相关。
戴德生的神学思想中有三条我们应该特别加以关注：
第一、戴德生认为灵性重于物质，中国的需要是属灵信仰方面的需要，而不是物质方面的需要。当灵性的问题解决了，其他的就会迎刃而解。因此救灵魂在内地会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救灵魂是内地会刻不容缓的一个任务，因此要以最快的速度在中国传福音。
第二，从本质上来说传福音属于一场灵界上的争战，而不是一场普通的社会运动。属灵争战的主权者是神，因此戴德生认为神的事业只能听从神的召唤而不必使用人的方法。也因此戴德生拒绝英国政府的帮助，拒绝武力与金钱。他号召唯独信心、唯凭圣经、凡事祷告。直接面向中国下层人民传福音，戴德生认为医疗和教育是福音的两个婢女女皇神慧，不可或缺但不能喧宾夺主。
第三，戴德生仿效使徒保罗，就是刚讲的那个模式，不在基督的名被传扬过的地方传福音。他决定传给中国内地这些被遗忘的被忽略的群体。因为圣经明确说的传福音要到地极和万民。
我们再看看他当时传福音的一个外在条件。因为在戴德生发起内地会到中国传福音的时候，中国的统治阶级包括中国的汉人和清政府的满人并没有把西南这些少数民族看成是人。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到少数民族的时候往往加一个反爪旁无缘无故造句。加了反爪旁就表明他不是人。这个观点就是从商周时代的“夷夏之别”观点延续下来的，好一点的把他们谓之“生苗”（意为未开化之苗族），史志在谈到“生苗”都是用“晦盲否塞”“蠢如豕鹿”这样的字眼。一直到了乾隆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生番非人”。
当时的欧洲因为殖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在全世界去扩张，和殖民运动相关的是他们种族中心论——白人的中心论，他们也认为我们这些未受教育的少数民族不是人。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面徐雯倩，戴德生坚持认为西南少数民族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类，是上帝按自己形象创造的人类。向他们传福音并在他们中间建立教会正是当年保罗的做法，这一个政策在内地会叫做“苗疆开荒”。
他宣传他这个苗疆开荒的时候，他对伦敦的4000牧师说：“如果你和我拥有了这一属灵知识，却不愿尽心尽意去拯救中国正在沉沦的亿万之众，中国人的血便与你我的灵魂有份。”
如果说属灵福音的路线是内地会传福音的特征的话，那么“苗疆开荒”就最能够代表也最能够表达戴德生的属灵福音路线。
戴德生第二次到中国来是1876年，他招募了十九个宣教士，准备到中国内地的九个省来传福音。当时中国和英国出于准战争状态，这和云南的“马嘉理事件”有关系。马嘉理事件是这样的：英国领事馆的副领事马嘉理，他带着测量队在测量铁路的时候，被当地人杀死。这个事件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冲突，所以当时中国和英国处于准战争这样一个状态。在这样的状态里边，许多人包括英国政府、传教机构、戴德生的亲属、友人都劝戴德生不要到中国来了。在这样一个状态下面根本不可能完成你这个事。
但是戴德生说了一句话作为回答：“你在神伟大的工作里面会经历三个阶段，一是不可能，然后困难，最后便是完成。”
戴德生顺服神的感动，按原计划搭船来中国。当时从英国到中国最长时间要坐一年的船，最快的话也要坐半年。在他带着十几个宣教士来中国的途中就得到一个消息，就是中国的政府和英国的政府签订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当时叫做《芝罘协议》，后来芝罘改名成现在的烟台，就叫《烟台条约》。这个条约内容之一便是允许英国侨民在中国境内任意的地方旅行居住。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戴德生因着信早知神要为他们打开传福音的方便之门。也就是在这个《烟台条约》签订的第二年，1877年，三个内地会的宣教士就进入了西南。下图中间这个叫祝名扬，是和戴德生走得很近的一个重要同工，左边这个巴子成是他的内弟，右边这个麦卡悌，是《戴德生传》中提到的戴德生在信心堕入低谷时坚固他信心的那个人。
内地会早期的三个宣教士，他们从湖南进入贵州，从贵州祝名扬到了四川，麦卡悌到了云南，巴子成就留在贵阳。他们当时主要的做法是在省城建一个宣教所，然后在下边有少数民族的地方建立教会。最早在贵州清平县（今贵州黄平县）建立了一个旁海教会的就是巴子成他们。在旁海这个地方建立教会后，由澳大利亚的一个叫韦伯的传教士在那儿传福音。韦伯因为生病离开以后又来了一个弗莱明（中文名叫明鉴光）的传教士到那儿驻会。那个地方是苗汉杂居的地方，他们渴望在苗族群体里面传福音。汉人就对他们充满仇恨，认为他们是来帮助苗族的。当时汉人里面有个会党首领许五斤，他就制造了一起旁海教案，把明鉴光和他苗族的助手翻译潘守山两人杀死了。
这个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图，内地会纪念他们在义和拳拳案的时候牺牲殉道的宣教士。下面的这个字很小，说明以纪念1898年在贵州殉道的明鉴光。还专门提出来这个明鉴光啊，因为他是内地会在中国最早殉道的传教士。还有他的苗族助手潘守山。这个事件就叫做旁海教案。
明鉴光也是内地会在中国殉道的第一个宣教士。
那为什么旁海教案在所有的基督教的书籍里没有记载，在清朝的档案中也没有记载？就和下面的处理原则很相关啦。当时内地会安顺教会的党居仁（英文名叫亚当）受命去处理这起教案，党居仁处理的过程我们就不多说啦。党居仁顶着英国领事馆的压力，坚持不按教案索取赔款，他认为内地会的传教士是自愿来中国传福音，他们的殉道是光荣的道路，是自己背起的十字架，不应该由“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的“未得之民”来赔偿。这个教案的处理原则符合戴德生“要求中国赔偿既不合理，也不合《圣经》的教训”的精神，成为内地会教案的处理原则，后来在义和拳乱中内地会被杀传教士最多，但内地会都没有要求赔偿。那么最早提出来这个原则的就是党居仁。这个原则提出来后英国领事馆是很不愿意照他们这样来做的。因为这有“卖国”嫌疑，但最后还是党居仁的坚持没有赔款。
为什么我们要说到这样一个教案呢。这个教案和后面内地会在西南地区能够站住脚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当时的大背景是贵州是中国最主要的教案省孙俪生孩子，当时很多的教案都发生在贵州。比如说“西宁教案”。也叫“马神父事件”，这事件是直接造成中法战争的原因。这个马神父马赖就是贵州安龙教区神父，他是到西宁去传福音时被杀害的。
《北京条约》签约以后第一个教案就是“青崖教案”，这个教案就发生在贵阳旁边。紧接着发生了“开州教案”，杀了法国神父文乃尔以及很多的中国信徒。这些教案主要是天主教的。
为什么说贵州是教案省？我们来看一个数据：梵蒂冈教皇对封圣有三个等级，最高的等级叫圣品。第二等级叫做真福品。第三个等级叫做可敬品。1900年，罗马教皇在封圣中国圣人里面，全国共27名被封为致命真福，其中贵州就有18个，占全国的2/3，还不包括马赖。所以说贵州是个教案省，贵州教案把清政府搞得焦头烂额，派来处理教案的官员是总理级的，赔款的钱是全国筹集的。又赔钱又耽误时间，头疼得要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党居仁提出来旁海教案不按教案来处理，对于地方官方甚至中央政权来说都是个极大的好消息。所以内地会在这些地方比较畅通无阻，官方有意无意地对他们放宽政策。
明鉴光以生命为代价的血种麦粒和党居仁以《圣经》为依据的仁爱宽恕，在少数民族中也获得了极大的回馈。原来少数民族只是生活在仇恨之中，从来没有接触到基督的爱，他们不知道有一种爱是连生命都可以不顾的爱。当他们从心底里接触并接受了基督的爱后，整个民族就融化了。赵雅倩云贵两省受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很深的苗族以安顺出了苗王为由，纷纷前来安顺寻找出路，因为当时党居仁主要居住在安顺传福音。
我们这里讲两个故事。一个是葛布教会建立的故事，这个教会是西南少数民族板块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它是第一个从那个时候一直坚持到现在的非常完整的少数民族教会天衣无缝造句，其次它是非常庞大系统的总会。当时葛布这个地方是苗族的集聚区。苗族人为了寻找出路，他们就派了三个青年，有两个往云南方向，准备从云南到东南亚去找东南亚的苗族；一个从安顺到黔东南找黔东南的苗族。他们是还不知道外面的信息时就派出的。前往云南的两人在中途染上了大麻风，麻风在当时是非常麻烦的一种病。他们没有完成使命，中断了去东南亚寻找出路的线索。到安顺来的那个，路经安顺就听说了党居仁的故事，他找到党居仁，就在安顺的福音堂里呆了一个礼拜。这一个礼拜党居仁给他讲一些基督浅显的道理，教他唱一些赞美诗。就这样非常有限的一个礼拜时间，然后他就回去了。
当时的苗族都没有名字，他们只有跟着主人，那个主人姓什么他们就姓什么，然后叫老大老二的小名。来安顺的这个人姓张，党居仁给他起了个大名叫张保罗。张保罗是个性格非常强悍的人，学习了一个礼拜之后他非常兴奋。他回去后，把这好消息告诉了他身边的同胞。这些苗族同胞就纷纷聚在一起来听他讲非常有限的那一点福音。他就把他知道的歌，用山歌调把词唱在里边，所以最早的苗族赞美诗是他们的山歌调加上些张保罗在安顺学到的歌词。这样就聚集了一千多人。漫山遍野聚在那个地方唱歌，别的也不懂，就用山歌来表达敬拜。
然后张保罗就叫了两个人跑来和党居仁说，你看我们教会已经建立起来啦，你们赶快派人来牧养啊。党居仁觉得不可思议：“你才离开这儿几天，不可能的事吧”。但还是派了两个熟苗助手（就是汉化的苗族）去考察，这两个熟苗助手到了葛布一看，确实是满山遍野的大家在那唱赞美诗彼得沃克。哇，感动得不得了。跑回来给党居仁说，哎呀真是。一千多人大家都在那儿唱赞美诗。当时出行还不方便，党居仁就在地方官员保护陪同下去葛布，因为他们和政府官员关系好呀，旁海教案的处理现在发挥作用了。到了葛布一看，确实是满山遍野的在那唱赞美诗。党居仁就买了一块地给他们建了一个教堂，那个教堂可以容纳一千人，那么大一个草房子教堂。这个就是葛布教会建立的历史。
在威宁县的另一个地方更远更偏僻的地方叫兴隆场，那个地方的苗族是狩猎民族。他们的生活就是到处去狩猎，他们不停地追着猎物跑，跑得很远。有一次党居仁在安顺地区的紫云传福音，就看见四个野人一样的，头发长得不得了，胡子长得不得了，身上裹着兽皮，光着脚，背着弩，拿着矛。他就说：哎呀，从没见过，像是伊甸园的人。随行的人就给他讲这些是大花苗。党居仁请他们四人吃饼干。这四个人一吃，哎呀，太好吃了。党居仁说，是呀，你们祖先都没有尝过的。苗族最崇拜的是祖先。祖先都没有吃过的东西，不得了呀。
党居仁就和他们说，以后你们有什么事需要帮助就可以来安顺找我，就这样建立了友谊。后来这四个人果真打到一只野猪，当地汉人欺负他们人少就把它抢去了。他们就想到了眼睛有鸡蛋那么大的党居仁。他们有这样的印象我估计是党居仁带着眼镜，因为他们口口相传下来就是这样的。
眼睛有鸡蛋那么大的苗王告诉我们有事就去找他，然后他们就跑到安顺来找到党居仁，党居仁就去帮他们处理这个事。汉人说这个是我们打的，苗族说这个是我们打的。党居仁说这个也很好办，汉族人你们是用什么打，汉族人说我们是用枪。苗族人你们是用什么，我们是用弩。那好，把野猪拿来验伤。一验是弩射的，当然是人家苗族人打的了。于是就把野猪归还给了苗族人。
哇，这几个人觉得不得了呀！汉族人都怕他这个眼睛鸡蛋大的人，他又护着我们苗族，这不是苗王是什么？他们回去家乡，就说这个苗王不得了，连汉族的官员都怕他，那些汉族的恶霸和地主都怕他。于是苗族纷纷到安顺找出路。因为他们确实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这样就形成了最早的一波皈依的大浪潮。
当时有个传教士叫克拉克，他在《在中国的西南部落中》一书中写道：“在贵州和云南有很多不同的苗族。最大的少数民族基督徒团体是在贵州的花苗和大花苗中。在花苗的基督徒传教活动是在1903年的安顺北部，开始于中国内地教会的詹姆士·R·亚当。成千上万的人成了基督徒，亚当自己就施洗了6500名。有从远处北边来的追寻信仰的人，他就介绍给伯格里（1864—1915年），他是一个在云南东北部的昭通和位于贵州西北边界的石门坎传教站传教的卫理公会派教徒。他也施洗了上千人，传教活动向西扩散到云南的武定地区。尽管苗族很多其他民族最后建立了很多教会，在教会中始终有联合的意识。”
在《中华归主》一书中也有这样的记录：“十五年前，基督教在苗人中布道颇有功效。当时全国宣教士极为一振，然此中实有圣灵之助力，潜移默化于无形，更加以积年经营不懈之工作，始克臻此，非‘造作’所可成功，一人所能奏效也。其间或有怀疑观望者，以为各种工作实难告捷，不知即有如亚当及柏格理二人，所以抱大志，具远识，孑身独往，穷年布道，恃上帝之助力而功效立见。其工作始于安顺，推广及威宁而入云南，即今日彝家族中之布道运动亦莫不以是为导线。苗人入教者已逾万人，注意神道者更不可以数计。”
上面这份表是我2008、09年做的一个调查。我承担了一个全国社科的重点项目。这个项目调查仅仅在贵州范围内就有十四万四千多苗族内地会信徒。这是当时川、滇、黔三省交界苗族教会分布图。我们看他已经分布了很宽的地方。有十字架的地方就有教会。有苗族的地方就分布了教会。
这个图就是石门坎，石门坎就是柏格理循道公会传教那边，他们在石门坎建立了一个大的教堂。那个教堂是当时很了不起的大建筑。山沟里边从没有看过那么大的建筑，这个是柏格理用苗文翻译的圣经。这个是朱焕章编写的教材，使苗族三分之二的苗族同胞扫盲。苗族原先是完全没有文化的民族宋菲菲，扫盲就依靠这样的教材。这是后面一个到美国去的苗族，反过来赞助修了个柏格理中学。本来准备修在石门坎，但石门坎政府说不行，你不能叫柏格理中学，你要叫你自己的名字。这美国苗族说不行，要叫就叫柏格理中学，政府说那就不行。于是柏格理中学就建到了云南那边。这张图是葛布教会当年大聚会的情形。非常壮观，这个就是苗族的执事。这个就是修得很大的葛布教会的教堂。这个教堂后来失火了，就改建得比较小。只能装六百人，是他们学校也是他们教堂。这个是党居仁在安顺的礼拜堂。那个是澳大利亚一个传教士的后代。他们的母亲在葛布教会归到主怀，若干年后他们来寻访。
上图是洒普山以及附近村寨福音传到的情况，像傈僳族、彝族都传到了。“苗疆开荒”还创造了一个文化传播学上的奇迹，那就是作为“西南信仰基督的引领民族，”的苗族把基督教传给其他民族包括他们的领主彝族、汉族。这是低势能民族用和平方式向高势能民族进行文化传播成功的极为少数的实例。文化人类学告诉我们低势能民族只能用战争的形态传播他们的文化，但是他们用和平方式向高势能民族进行文化传播成功的案例非常非常稀少。苗族成功传福音到高势能民族，这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一个案例。你看这个学校里面，当时这个学生从服饰里可以看出他们有很多的民族啦，不一定是苗族包括汉族都在内了。
我们回过头来比较。与内地会一起在西南“苗疆开荒”的循道公会有比较明显的社会福音趋向，他们创办了苗族第一所医院、第一所麻风院、第一所连锁小学（有五十多所小学组成的光华学校）和第一所中学、培养出第一个苗族博士和一群苗族大学生、创造出苗族文字并翻译了圣经。他们把一个“拉屎都不生蛆”的小苗寨石门坎变成了名扬海内外的“苗族最高文化区”、“海外天国”。
但在半个世纪后，石门坎象一颗光彩炫目的彗星，在瞬间的灿烂之后，暗然消失。而与“石门坎”同时兴起、名声远不及石门坎的“葛布”，却得到了十倍以上的发展。应该说，柏格理也是一心为主的传教士，他多次以命抵命救助苗族信徒，以心换心换来了循道公会在苗疆的大发展，这些发展至今仍被学术界认为是一个基督教传播的奇迹，甚至官方学者卓新平还提出不了解石门坎就不了解中国基督教的观点。
我是第一个把石门坎介绍出来的人，我就不同意卓的观点。我为什么不同意，我们来看两组指标的比较：第一、教会的比较。早在文革开始之前,请记住是文化革命之前，我们把很多帐都算在文化大革命上是不对的，循道公会的庞大的苗、彝教会几乎全部销声匿迹；而内地会的教会除了自身的复兴以外还跨过当年的责任区.当年因为党居仁和柏格理要将传福音的责任区划分清楚，就在一个叫大松树的教会里面开会确定了以威宁的妁普梁子为界，以西由循道公会作为他们的责任区，以东作为内地会的责任区。
最后内地会跨过了责任区，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占领轿鼎山，解放石门坎”。——“占领轿鼎山”就是要去把原来的已经消失了的循道公会教会让他重新建立信仰，“解放石门坎”就是石门坎已经沦陷了要去解放他们。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可见当时的确是一边发展了而另一边已经消失了。
第二，领袖的比较。我们来看循道公会的几个主要的苗族教会领袖的生命历程：柏格理的苗语教员杨雅阁脱离教会回乡务农，其子杨汉先从小被教会培养送到成都读大学，最后担任了贵州省政协的副主席，再不愿与石门坎乡亲有任何往来。吴性纯是教会培养的第一个博士、医生，也脱离教会到城市经商行医。张斐然脱离教会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中央民院任教纵情忘爱，之后就没有参加宗教活动而从事政治活动。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讲到的朱焕章，他是苗族里面培养出来非常伟大的教育家，他是苗族的主要领袖。他的宗教身份是整个循道公会的联区长金菩提上师，就相当于主教。这是很重要的身份。这个人蒋介石两次请他去他的身边工作。一次请他到蒋介石的行营，一次请他到教育部。他都说不，他说我要服务我山区里面的同胞。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物。他最后在五几年肃反的时候自杀了。
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领袖，但他自杀了。我们知道如果作为一个真正的有信仰有信靠的，他不应该用自杀来了断了自己的使命。这是循道公会这边的四个领袖。
我们再比较一下内地会的四名领袖：杨志成，葛布中学的校长。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首领（有169人的反革命集团首领）判处死刑（未执行），经常被拖出去吓唬他要枪毙。但不管关住他还是放出他，他都同样的传福音。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传福音。我们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少数民族教会的大复兴与他就有很大的关系。
他过八十岁生日时，我们就看到很多车和班车赶去，有很多外地的、外国的人抱着蛋糕去给他祝寿。
第二个我们要说的是安宁，安宁估计有人知道吧。中国前一辈传道人中唯一还健在的老传道权丽世。他家是贵州的大土司，贵州有很大一块地都是他们家的。当时党居仁在他们家苗族佣人当中传福音，佣人又给他传福音，他也就听闻了福音。他去北京大学读书时成为王明道的学生。为传福音坐了一辈子牢，出狱后又一直传福音，至今不衰，为传福音走遍了半个中国。
再说杨振邦，我们知道少数民族兴灵恩运动，这灵恩运动就和杨振邦有关系。他原为公安干警，他舅舅是传道人，他可以拿手铐将他舅舅铐在自行车上，拖着自行车去游街，拖着舅舅去游街。他就像一个人——扫罗。最后他听闻了福音之后，他就自己跑到山里面禁食灵修了。下来之后就传播灵恩，黔西北这一块地方的灵恩运动都是他弄起来的，大家都不叫他名字而叫他“灵恩保罗”。
我1983年到贵州省宗教局工作，正好遇到他。当时三自的会，统战他，把他弄来，因为他影响大。可是他不吃共产党的饭，每天就吃他自己带来的炒面，到山里去接一些矿泉水和着吃；不睡共产党的床，每夜巴个披毡睡地上。
最后我们说到的第四个领袖人物王志明，这个大家就清楚了。他是撒普山六族教会牧师，多次抵挡利诱逼迫而坚定不移的传福音，文革开始后，对基督徒的逼迫愈加猛烈，王志明牧师效法初代信徒，坚守主道，不向“恺撒”献祭，因反对信徒参加“三忠于”活动被枪毙，他的塑像现在还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门楣之上。他是代表二十世纪亚洲的殉道人。和马丁路德金、朋博菲尔等其他九个殉道人一起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门楣之上。
上图就是王志明及威斯敏斯特教堂门楣上他的塑像。他在右边的第一个。20多年前我在写《“窄门”前的石门坎》一书时提出了一个不理解的现象：为什么循道公会在几十年后销声匿迹，而同一时期同一地区同一族群这样三同条件下的内地会却10倍增长？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当然当时的我无法回答这一疑问，因为当时的我还没有认识主。我现在来比较一下内地会与循道公会传福音的方针，可以说内地会是纯粹的福音运动，强调的是灵魂的救赎，走的是使徒的路线，灵命的根基扎得很深，它是静悄悄的灵魂革命，依靠的是圣灵做工，所以过了100年见出了果效。
循道公会轰轰烈烈的社会改良运动毫无疑问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甚至惊动了最高层。蒋介石就指示做了一个方案怎样面对石门坎，准备在石门坎建立一个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压制石门坎教会。最后因为1937年抗战爆发放弃了。
至今柏格里的事迹仍在感动着千千万万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们有个石门坎后援团，这石门坎后援团有两百多个商界金融界学术界的人士，绝大多数都不是基督徒，但是都为柏格理的事迹感动，每人每年拿出一万块钱来做石门坎的教育扶贫项目。
但石门坎传福音的方针导致他们更注重外在社会的改造，内在灵命根基就不一定扎得很深，所以会有领袖脱教和教会消声的事情发生。把循道公会与戴德生的内地会作对比，我们发现，戴德生内地会的福音路线最属灵，因此才最有成效。
（上部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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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章来源：网络或主内家人投稿，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