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佳佳安少龙作品《神性高原的多元抒写——甘南新生代诗歌述评》 【格桑花开】第72期-心在舟曲

安少龙作品《神性高原的多元抒写——甘南新生代诗歌述评》 【格桑花开】第72期-心在舟曲
心在舟曲

神性高原的多元抒写
——甘南新生代诗歌述评
安少龙
一般认为,在当代中国的诗歌版图上,甘南是甘肃乃至西部诗歌的一个高地,这块高地上诗人群星灿烂,他们的诗歌发出青藏高原边缘独有的光芒。半个多世纪以来,以丹真贡布、伊旦才让等为代表的甘南第一代诗人筚路蓝缕,以赤子之心深情放歌,奠定了甘南诗歌在共和国诗坛上的高度;以阿信、桑子、完玛央金等第二代诗人青春作伴,游牧青藏凶兽饲养手册,以他们厚重的诗卷和独具的风格,打造了中国西部诗歌的草原部落;世纪之交,甘南诗坛薪火相传,新秀迭出,构成甘南诗歌新的方阵。在这个方阵中,有扎西才让、敏彦文、瘦水、嘎代才让、王小忠等一大批成绩斐然、广受瞩目的代表性诗人。他们中,本次推出的牧风、彭世华、扎西才让、王力、花盛、唐亚琼、王小忠的这一组诗作能够集中展示甘南新生代创作实力与艺术风格的一个侧面。
如果说甘南书写是一幅立体的诗歌长卷的话,纵览甘南诗歌的发展历程,可以说三代诗人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给我们呈现了“甘南”的三个画卷:传统甘南,牧歌甘南、现代甘南。
第一代,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力控制下,甘南本土文化资源没有得到深入的开掘,地域性的诗意的一面被遮蔽,所以主要是歌颂与感恩型的。他们的诗作大多感恩自然,歌颂人民、党和政府,这与共和国的诗歌主流是合脉同流的。他们呈现了一个从历史的浑蒙中蹒跚走进新纪元新时代的甘南。当然,他们也写出了在这个进程中社会变化的急遽性与群体、个体适应的艰难性及其困惑。
第二代诗人,恰逢20世纪8、90年代——一个在社会转型的缓冲地带的黄金时期。他们都是一群超越性的诗人,精神气质上十分类似浪漫主义文学时期的英国诗人,他们把这一时期的甘南当作是一块文化的飞地,一个世外桃源,最后一片净土和最后的精神家园。所以,用他们的无数诗作呈现了一个牧歌田园式的甘南。这一时期,他们创造了无数的草原意象,这些意象既是表象的,也是表征的,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特性。在他们笔下宇智波班,甘南诗歌的草原意象基本定型,成为地域文化符号,草原诗歌坐标。这是他们留给第三代诗人的一份精神遗产,同时也是第三代诗人努力要挣脱的一个包袱。

第三代诗人的创作,大多始于本世纪之交或二十一世纪初,现代化浪潮汹涌澎湃之际,无论是第一代的那种感恩、歌颂的宏大叙事、还是第二代超越、沉潜的风中行吟,都已无从表达当前这个时代。当前的特征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的多元与文学的边缘。文化符号急遽更替,价值坐标不断转向,人文生活渐趋多元、离散,文学的消费化、边缘化是一个无从抵抗而且也难以适应的现实。如果说第一代诗人是共和国的长子,第二代诗人是文化的游子,那么第三代诗人就成了“现代化”的弃儿。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共和国日益成为一个庞大空洞的政治符号,田园风景消失,牧歌不再悠扬,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工厂。诗歌的生态已全然改观。 在这个时代,写诗是一件极其不合时宜的事情,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然而,从甘南新生代的诗歌中,除了丰富的个人抒情,我们依然能看到不变的家国情怀和历史忧患。虽然身处边缘,他们依然把文学作为一种高尚美好的事业,写作作为一种超越自我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介平民,他们的一切言说,只能成为暗夜中的个人独白。但是,沉默是最嘹亮的言说,出自沉默的独白是最深沉最感人的声音,无数的独白汇成这个后工业化时代草原新生代诗歌方阵的集体表述,汇成旷野中的呐喊,汇成青藏高原边缘嘹亮的歌声。这声音一经发出,必将成为诗歌的风暴眼,成为被远方的耳朵倾听的中心。

牧风:雪域的牧人与风中的歌手
牧风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藏族诗人林宰范,其组诗《遥望甘南》多角度地表现了对身处其中的这片辽阔草原及生息繁衍于其上的群落与个体,历史与宗教、物象与心象的体悟与思考。
《西天部落》有文化寻根的意味:“从西藏跋涉而来,跋涉了数百年/才把根深埋进青藏的边上/记忆已经模糊,多少的血和泪洒在路上。”“在川主寺,一个游牧部落/沧桑岁月中裸露着原始的坦荡。”在青藏高原上,一个小小村落,不管移徙到哪里,都有一条脐带,连接着母体的大历史。藏民族磐石般稳固的历史岁月,与大大小小部落、村寨不停跋涉,迁徙的脚步,构成一个民族生活史中的平静与动荡。人们不停地移徙,是为了寻觅和平,寻觅安居,更是为了寻觅一个宁静美好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叫香巴拉,是人间天堂。他们是否已经找到女按摩师日记?还是永远在寻找的路上?
《遥望甘南》《拉卜楞寺的黄昏》《午后桑科》写出了高原上自然物象的神性气质与拉不楞寺藏传佛教的神秘氛围对一颗世俗心灵永久的震慑与召唤;在这样的时空里,飞过天空的一只鹰自然不再是一只大鸟,而是一种神谕,一个图腾。并且,它可以带着你的灵魂一起翱翔(《鹰:神喻》《鹰:图腾》)。
当然,除了神圣的事物,还有俗世的情感。《梅卓的牧场》《八瓣格桑花》《牧羊的卓玛》,写出了一种游牧生活方式下的草原上的爱情模式:心上的姑娘是草原上最美的花朵,却开放在你一时无法到达的地方,你为此历经忧伤。你的爱就是用一生去走近她或守候她。这是带有浓郁的藏族民歌气息的爱与忧伤。
牧风的诗歌豪放、大气,深沉、又深情、细腻。典型地代表了高原男性文化的一面。

彭世华:我的甘南我的爱
《我的甘南》像一组速写,更像一幅文化地图,描摹了甘南大地的轮廓。玛曲天下黄河第一湾和亚洲第一草场的壮美;临潭阡陌村落上农耕人家的悠悠岁月;夏河金顶白塔之下朝圣的虔心与俗世的情歌;卓尼洮水河畔新娘的温柔、妩媚;碌曲草原上弥漫的格萨尔王传说;迭部雄奇的山水与云杉掩映之下的万千村寨;舟曲的山货与山地民俗;还有虹鳟鱼、尕海、贡巴草原的骏马、冶力关的花儿、拉不楞的游客……最后,面对心中的甘南,面前的画卷,诗人说:“我身外的星星渐渐化为灰烬/内心的柴禾却燃烧到天明”(《我的甘南》)。的确,对甘南本土诗人来说,“甘南”不但是一座资源宝库,而且是一个巨大的意象,一首需要终生去解读的诗,一个古老的迷,有着难以穷尽的魅力。

扎西才让:羚城街头的夜行人
扎西才让是一个思想厚重、视角独特,意象新奇的先锋诗人。
扎西才让以往的诗歌中有一种浓郁的民族意识爹地们太腹黑,和历史情结,表现在他对母语文化及其历史氛围的迷恋,他试图捕捉、重现和传递那古老的历史烟火的气息。在近作《羚城十四行》中也出现了这一主题。
《羚》《城》《羚城》三首诗在讲两种事物:一个是“羚”,一种生活在青藏高原腹地的的物种,灵性、高贵却又在人类贪婪的捕猎之下濒临灭绝。一个是叫“羚城”的城镇(“羚城”即诗人生活的小城市合作)。“羚”与“城”两件遥不可及且互不相干的事物因为“羚城”这个名称而相遇了。诗歌的叙事涉及到“羚”的命运,与“城”的现实,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让人感慨万千,却又无话可说,因为这个话题如此沉重而且纠结。诗中不写这个高原小城的历史,而写梦中的“羚”,显然是在表达一种高于历史的东西,他在“羚”的命运中探寻这个城市的人文精神傅玉斌。与“羚”的高贵与牺牲相比较,人类是堕落的、苟且偷生的。人类是否能够抵达“羚”的高度?“我们可能,也有着羚一样的脸/瘦长,智慧,像个长者/接近不可预知的未来,也是无畏的样子”(《羚》)诗人试图用互相叠加、冲撞的意象,来打通现实与梦境、当下与历史,世俗与宗教的界限,而且试图使它们在意象背后产生一种有机的链接。当然其叙事是指向心灵、历史、宗教的,透露出深厚的人文情怀刘佳佳。
诗人在“现代”的背景下感受这个叫做“羚城”的城市的氛围。这样的小城市在青藏高原上成百上千,而且在“现代化”的统一改造下大同小异。这些城镇说古不古,说新不新,但是传统的与现代的,本土的与外来的一切都在这里交汇;这些城镇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是一个现代城市应有的现象与物事一应俱全,美丑共存、泥沙俱下,其复杂性不言而喻。显然,诗中既写了小地方生活的民族特色与其中的闲适、惬意。(《香浪节》《广场》),也有对某种现实的不满与批评(《医院》)。当然,重要的是写了人在这种“城市化”进程中的眩晕:“一片正午的阳光,让行人睁不开眼睛/我们一寸一寸的摸索/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在树荫里站定,摸着了脉搏,和别人的孩子。我们找不到合适的母亲,也遇不到有责任的父亲、脸被南风吹了又吹、泪流下来,也只是几滴温热的盐水”。(《街景》)。当然,眩晕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代价。眩晕过后,生活在继续,现代化在推进。

扎西才让对“羚城”生活的感受始终伴随着对日常生活现实的某种敏锐的警觉,现实生活中,除了许多需要抵抗的东西之外,还有一些不易察觉的日积月累堆砌起来的日常庸俗对人的侵蚀。“吃饭是人生常事,每天都发生,让食物消失/饭后苦心孤诣造句,我在桌子上打盹,沉思,无所事事”“ 我为我的生活羞耻”(《饭馆里》)。扎西对此有足够的警惕。如果说庸常生活对人的同化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的话,扎西就是那只最早蹦起来而且一下子就蹦出了锅的青蛙。他用机智、自嘲,来化解生活之重。在调侃世俗的天真笑容背后有一双诗人的深情、悲悯的眼睛。
扎西才让对“羚城”生活的这种审视,我们可以称之为高原小镇上的“现代意识”。与宏大的“现代性”理论无关,这是西部边陲现代化进程的一种伴生物,也是诗人的天性对当下生活的一种本能反应。
扎西才让的诗在诗艺上讲求锤炼,他擅长通过意象与场景,来唤起情感,表现远远大于该意象和场景的、甚至是某种观念的东西。这种场景即托马斯·艾略特所谓的“客观对应物”,扎西才让对“客观对应物”的捕捉是极其精准的。他的做法一是“还原”,即搭建穿越时空的生活场景,来闪现或定格曾经的某个生活瞬间,二是通过对意象的凝视与穿透,对词语能指和所指的扭曲,来“榨”出事物的本质。例如《饭馆里》《妹妹》,写某种人生况味,有限的几个场景和寥寥的一些意象大秦帝师,呆宝静却把人生写得五味杂陈,有温暖、也有凄凉,让人唏嘘不已。 “炉盘上,那盛满水的黄铜茶壶,渐渐失去亮色/但还是把火的能量都吸收了/过了好多年,水开始沸腾,发出吱吱声音/像一个贫穷人家的婴孩,在梦醒时分尖声惊叫”。 (《妹妹》)
他的诗中有感动,有忧伤,却写得一闪而过,不露痕迹:“你把发辫松开,又编上,编上,又松开/看着你,我呆痴了好一会,忽然清醒过来/赶紧回到屋里,往炉子里又添了几根新柴”。(《妹妹》)。他不是在某一个节点上刻意地去节制感情,而是在不停地转弯、滑行。这样的笔触比节制更自然,也需要更高的技巧。
他也是一个极其娴熟地把握、调动意象的高手。《车站》其实在写一个清晨在车站等人的场景。这本来是一个平淡无奇甚至乏味可陈的场景蓝伟光,但诗中人等待的是一个美丽的女子,她会给这个早晨带来一种不同寻常的亮光。意象派大师庞德在他的《地铁车站》里,用两句诗就写出了地铁出口涌出的无数脸庞“黝黑潮湿树枝上的花瓣”般的新鲜感。扎西的这首诗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显然更具有某种草原色彩。许多意象纷至沓来,使早晨的这个时刻变得五彩缤纷,然后又神奇地隐去。诗人用意象营造出了一个具有魔术效果的小小时空。

王力:草原生活的智性抒写
王力的阅读资源非常丰富,这就使得他的诗歌写作多了一份智性的思考与书卷气息。他的许多诗歌短章,写沉思,写个人内心的大千世界,意象绵密、张力十足,总会在杯水中见波澜。作为一个生长在甘肃中部汉族聚居区的汉族人,又长期工作在藏区,黄土地带农业文化的质朴、浑厚与青藏边缘草原文化的绚丽、神秘在他的诗歌中有机交融,带给他的诗歌以一种感受的敏锐与表现的细腻,而且使他能够以跨文化的眼光来审视此地的生活与彼岸的理想。在这两者之间,他以谦和之态仰俯人事、以感恩之心知遇万物,以唯美情怀拥抱世界,一颗诗心赋予平常事物以类似华兹华斯所说的“不平常的光泽”。 这使得他的诗歌始终有一种内在的 “润泽”的东西,有一种人间暖意。而且他也努力用自己的诗去表现这种“有暖意”的生活。
组诗《贞子、贞子》用十首诗的篇幅写对一个叫“贞子”的女孩的思念。情绪如一,但每一首诗境界各不相同。在往事里、生活里、梦境里、灵魂里,“贞子”无处不在,但是贞子又只是一个意象,无所不在却秋水无痕。这种爱情状态,就其飘渺、空灵来说,是中国古典诗歌意境的移用谌洪果,就其深刻、执着来看,则深得西方十四行诗的神韵。但归根结底,如果将这组诗仅仅看做是纯粹的爱情诗,认识就有些单一了。其实,诗人是通过爱情的视角来体悟生活,感受人生况味芬兰化,表达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思考。
这组诗通过爱情来写人的某种生活或生存状况。这种状况里,因为有一种叫做“爱”的东西,所以一切生活细节都转化成审美享受了,生活因此充满了温暖和诗意。有些诗写人生感悟,意味隽永。时光、岁月、人生,一切都在流逝,只有爱像黄金一般地沉淀下来。无论你活得辉煌还是卑微,顺达还是艰难,这都是岁月唯一馈赠你的东西。“我所留恋的往昔/不多也不少/岁月中的金子/它犀利的光芒/穿透我并且照耀我/尘世之中有一种爱/卑微但却持久”(《贞子、贞子》之四)。 “贞子,一颗爱着的心/多么软弱而无助。这么多年/你一直住在我心里/慢慢成长,长成了大人/节气也已过了立冬/我总是这样,念着你的名字/取暖。说是超越的爱/有一生一世的苍凉——/把心给你,把躯体留给自己”。这样有爱的人生伍朝辉,才是美的,有意义的;才是无怨无悔的。

无论是西方的十四行诗,还是中国古典诗歌,都有一种将具体的爱的对象抽象化、审美化、理想化的特征。有时可以将其抽象为一个美学意象,这个意象可以幻化为世间美好的万物:“春天总会来到,总会越过我们的头顶/奔向远处。现在,她还在我的心里静卧/并不打算就此离去。她怀里的花儿/在想象中次第开放了——“红入桃花嫩,杏花墙外一枝横”/梨花脉脉难为语,薄薄的银子的花瓣/轻轻的,不划动空气,但和思念一样锋利” (《贞子、贞子》之七);有时可以上升到理想的高度,这种情感里于是就混合了信仰的、哲学的、甚至政治的内容,如但丁笔下的贝亚徳里丝,屈原笔下的湘夫人。并且认为她们的“美”具有净化人生、净化世界的光芒和力量。“是怎样的纯洁和美/将茫然的眼神 擦亮/在其中注入光芒/是怎样的纯洁和美啊/将默默注视的人击伤/昏睡在时光里拳皇本纪,醒不过来”(《 贞子、贞子》之六)。诗中的“贞子”只是一个符号而已,是人的一个生活念想,象征着诗人的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而正是爱情,给了诗人一双观察世界的美丽的眼睛。
古往今来,爱情是诗歌中永恒的主题谢道韫咏絮,古今中外的诗歌中,爱情有它的万千形态。但是在当今的人类文明的演进和遽变中,由于人类对自身的信念不断发生动摇,爱情作为人类最主要的一种情感形态,也饱受质疑。当今的不少诗歌中,爱情不再据有人类灵魂的高地,从神圣化过渡到世俗化,从形而上降落到形而下,从理想化沦落为工具化,从信仰转向亵渎。没有了抒写爱情的诗歌,人类精神生活荒漠化的趋势正在不断蔓延。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下,甘南诗歌中依然难能可贵地保留有一片葱郁的爱的草原。缘于王力这样一批青年诗人对于美好情感的守望,人类天荒地老的爱的咏唱依然在这片高原上回荡。

花盛:徘徊于梦中故乡与脚下长路的梦游者
花盛的诗中给我们呈现出一个“在路上”的游子的形象,“行走”是他的许多诗歌的主题。他的诗典型地体现了人类“生活在别处”的精神趋向。尤其是身处多元文化的交汇地带,那种文化上的冲突与吸引成为他不断发生家园漂移与精神漫游的契机。
他诗中的这种无根的感觉,漂泊的感觉,可能来自于他的文化背景,来自洮州移民文化深厚的心理积淀。他总是无意识中在江南士子、洮州少年与草原牧人之间不断幻化身形,但始终难以定位自己的身世。
这种漫无边际、没有方向的行走,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寻觅,既寻觅自己的文化之根,又在寻觅最后的家园。他身上,集中体现了甘南多元文化的一种冲突。

唐亚琼:星空寥落,高原有爱
唐亚琼是一个孤独的织梦者,“情”与“爱”是她纺线的经纬。《写给父亲的信》,是一组别具一格的诗,前九首写一个“女儿”心中无边的父爱,“大地”、“人世”、“尘世”这样的意象,使得父爱这种情感既有切肤、揪心的当下性,也赋予其超越彼时彼地的永恒性。后六首诗是“女儿”对父亲谈论自己的爱情,更多的是“女人”的私人话题。这组诗其实是一组与“男性”的对话。这些诗中“父亲”的形象在不同话题下不断变换。诗人设想这个对话的男人,是一个像父亲一样,同时又有别于父亲的人。这是一个与她血肉相连、生命相连日奸传说,灵魂相连的人。她希望这个男人像父亲一样有博大无边的慈爱,能够给予她作为“女儿”的一切,也能包容她作为“女人”的一切。这个男人能够集父亲、朋友、情人的形象于一身。这其实是诗人的一种男性理想。而“父亲”,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两性对话,在中外现代诗歌中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从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自白”,到伊蕾的《单身女人的卧室》等各种数不清的女性主义文本,“男性”形象历经沉浮,已是千疮百孔、面目沧桑。唐亚琼通过柔情似水的絮语,试图艰难地重塑一个作为倾听者、对话者、保护者的男性形象。这是在性别关系上的一种新的思考。这与她的甘南文化背景有一定的关系。
唐亚琼诗中充满诗意的生活,是对高原上粗粝的现实生活的一种补偿与抵抗杨廷鹤。因为高原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与群体的生存状态,使得一个女人不能够优美自如地去挥洒与绽放自己的“女性”。高原女性生活中还有饱受地域文化压抑、遮蔽的一面。如果把高原女性比作一轮月亮的话,她的阴晴圆缺,恰好是高原女性社会形象的趋同、冷峻、暗淡与个体生命内在的绮丽、温柔、多情之间的无限轮回。唐亚琼的诗表现了在这种生存状态下高原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的发现,表现了月亮的表面与背面。她通过细腻的女性生命体验,打破了在传统与时间的长河中那个由生活的惯性与慵懒的尘俗氛围造成的梦魇,清醒地看到此刻,看到自己的内心,自己的情感、欲望与渴望。她是每时每刻在情感的流程中的清醒者,犹如凡俗人生中的破茧之蛹。这样的女性意识使她把男女两性的关系不再看做是传统认为的太阳与月亮的关系,而是还原到星空下两颗星星的对话。平等、理解、包容、体贴、大爱,是两性的星空下永恒的话题。

王小忠:草原上的游子与“小镇”上的隐者
青年诗人王小忠早期的诗作可以看做是一个自然之子在甘南大地上的漫游与行吟任桂珍。对于王小忠,“自然”是外在的,也是内化的,既是他诗歌情感的生发点,也是情感的载体三国骁将,更是一种抒情的方式与手段。相比较而言,王小忠对大自然中阴柔、萧瑟的一面感受最为敏感。黄昏、落日,秋霜、暮雪都会引发他的感触,引发对当下的生活状态与人生意义的思考。而他诗中的生活态度既是悲观的,也是超越的,还有某种自恋的成分。因而他的许多诗都比较感伤、忧伤。这也许缘于诗人对这个时代的特殊感受。在他多年的吟游历程中,从弥散性的“甘南草原”的意象,到“小镇上”,一个在他的诗歌创作中逐渐生成的重要的精神性意象“小镇”渐渐被凸显出来。他新近的组诗《小镇上》再一次呈现了这个意象。
这个“小镇”当然不止是具有地理学上的意义:我曾到过他所生活过多年的那个实际的小镇,那里山大沟深、气候多变、远离城市、人口稀少、生活方式单调。尤其是每天夜里,小镇的黑夜深不可测。那是一种令人窒息、绝望的黑夜。在漆黑一片中,潺细的冶木河的水声听起来竟然是那样惊心动魄。
在这个小镇上,王小忠的许多诗篇,几乎是一场场战争的幸存物:在一个近乎与世隔绝的高山峡谷里,一个静谧得令人万念俱灰的小镇上,在长年累月的黑夜中,一个孤独的、虚弱的、恐惧的个体与包围着他、窒息着他的巨大“荒凉”进行着无声无息的格斗。一个忧郁的年轻人,手中一支纤细的笔笑傲风流,如一点如豆的萤火,如一支手杖,如一柄木剑,牵引着他探路前行绵忻。他一次次地逃离小镇,越过黑夜和八荒,进入神性的母体甘南草原,又一次次地返回自我,进入更深的漫游和冥想。他在用一种类似精神苦修的方式从事写作,用写作的方式拯救自己。因此王小忠诗歌的纯情和忧郁、笔下气象万千的草原景象,以及那白云和花朵般的人文理想,先是来自小镇斗室中对自然和天籁的倾听,然后是与自我的对话,以及向假想中的对话者的倾诉,其次是内心的冥想、营造和建构。在“小镇”上,他营造了一个自足的抒情世界,作为存在的自我见证。
返回到文化意义上的“小镇”,“小镇”半农村半城市的特征,作为村舍炊烟与高楼大厦的分界线、乡愁与欲望的中转站,是最能表征当代甘南多元文化交汇情状的一个聚焦符号。它是一个既冷寂又温暖的地方,是更符合一个游子身心休憩、转换的地方。而选择“小镇”作为出发和返回的地方的王小忠,无疑是甘南诗人中的一个聪明的隐者。
从以上诗人的创作中,我们看到自然、民族、历史、现代性、人性等主题,在他们的各自或纵深或细节的表述中逐渐汇流,呈现出一个传统、现代、多元、人文的甘南。而透过“甘南”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之“元”,我们看到了普世价值的光芒,看到这个诗歌群体在一片净土上对人类最后的精神防线的守护。这也许是甘南诗歌最为宝贵的品格。
文字来源:《格桑花》2012年第3期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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