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冯玉祥，结拜兄弟还是生死仇敌？-清風明月逍遥客
蒋介石和冯玉祥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分别代表了中央（黄埔）军和西北（国民）军两个军阀派系的领袖。他们同另外两大派系阎锡山（晋军）、李宗仁（桂系）一起，各自手握重兵，雄踞一方。
蒋冯两人的分分合合，深深影响了民国时代的政局。从两人公私往来的函电中可以发现：蒋冯两人从北伐战争时期南北呼应相见恨晚、惺惺相惜而义结金兰；到中原大战期间为了不同利益而相互倾轧，甚至是你死我活的兵戈相向；进而到抗日战争时期再度携手；最终却在国共内战时期因政见不同而彻底决裂。蒋冯之间的复杂关系，堪称民国军阀政治的的一个缩影。
那么，蒋冯二人是如何相交，并结为异性兄弟的？是哪三件事让兄弟沦为敌人？蒋介石和冯玉祥又为何几次联手，几次反目？
现有的资料显示，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最早的联系是在1926年6月3日，当时广东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电邀身在苏联的冯玉祥赴广东共商“北伐”大计。其后更于1928年2月18日，“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自此一直到1948年9月1日，冯玉祥在黑海敖德萨港附近因苏联“胜利号”轮船起火去世，两人交往一共二十年又六个多月。
1927年时，蒋介石和冯玉祥头上都顶着“总司令”的头衔，蒋介石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而冯玉祥是国民联军的总司令。
蒋介石的崛起同黄埔军校分不开。而冯玉祥成为国民联军的总司令则颇有一番曲折。冯玉祥原名基善，字焕章，从小家境贫寒，为了有口饭吃，顶替父亲的名额参加了清军。从军之后，冯玉祥历任哨长、队官、管带、协统、师长，一直做到陕西督军、河南督军、陆军检阅使等，以治兵严厉闻名。
1924年9月，北洋军阀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本是直系部将，他率所部自古北口班师回京，与老同盟会员胡景翼、孙岳两军会合，王虫虫没家号国民一、二、三军，趁机倒戈，反吴佩孚发动首都革命。从此，国民军成为新兴崛起的独立军系。1925年1月，冯玉祥专任西北边防督办，将国民一军各部统辖于西北边防督办署，改称为西北陆军。
1926年初，曹锟、吴佩孚的直系联合张作霖的奉系在华北夹击冯玉祥的国民军，蒋介石电邀冯玉祥来广东共商北伐大计。6月11日，人在苏联的冯玉祥复电同意，并派李鸣钟、刘骥全权赴广东会商。这应该是蒋介石与冯玉祥第一次互通函电。
其后，7月9日，广东国民政府誓师北伐。这年的9月16日，冯玉祥自苏联回国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实际上，国民政府誓师北伐之时，国民军正在与直奉联军酣战。冯玉祥随即收拾残局，重整旗鼓，正式加入国民革命行列，平定陕甘，出潼关而鏖战中原。
这一时期，蒋介石对冯玉祥可谓“赞誉有加”，他在1926年12月6日的电文中就写道：比闻督师出陕，节麾载道，风威所播，遐迩钦崇鞠倩伟。吾兄救国之赤诚，奋斗之热忱，西北推为柱石，同僚视为导师。
1927年，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国民党分裂成武汉和南京两派，再加上占据北方的张作霖，就此出现了3个政权对峙的局面。统辖豫陕甘三省，控制着陇海、京汉铁路交叉口的冯玉祥，一下成为南京蒋介石和武汉汪精卫都极力争取的对象。
对于双方的拉拢，冯玉祥采取了两面手法，一边派刘骥为驻武汉代表，一边派熊斌为驻南京代表。当宁汉两方都委任他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时，他都不就职，仍以国民军联军总司令自居。
最终蒋介石用“雪中送炭”打动了冯玉祥的心。坐拥重兵的冯玉祥有个烦恼——西北穷苦，40万大军的军需供应始终是个难题。在蒋介石许诺供给军饷后，冯玉祥选择了支持蒋介石。
宁汉合流后，蒋介石于1927年8月13日被迫下野，南京群龙无首。此时，张宗昌的奉鲁联军进犯冯玉祥的地盘。为寻求蒋介石的助力，冯玉祥再三呼吁蒋介石复职，并约阎锡山一起拥蒋出山，还派出部下张之江等东渡日本迎蒋回国。
1928年1月9日，蒋介石通电冯玉祥、阎锡山等重新行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同时，冯玉祥大败张宗昌，蒋介石专程从南京到河南与冯玉祥相会。在郑州，两人交换兰谱，作了盟兄弟。蒋送冯的帖子上写着“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生死不渝”；冯回赠“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
从此，蒋介石给冯玉祥来电必称“冯总司令焕兄”，冯去电必称“蒋总司令介石我弟”，煞是亲密。
1928年4月7日，蒋介石在部署妥当之后下达北伐总攻击令。由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担任第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挥师北上。6月2日，张作霖宣布退出北京，北伐宣告成功。
后来的历史很清楚：冯玉祥先是于1929年5月19日布置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国民军）反蒋；又与第三集团军的阎锡山一起于1929年10月10日通电讨蒋；再和阎锡山、李宗仁一起于1930年4月1日通电反蒋，并掀起了1930年的“中原大战”。
“焕章兄”与“中正弟”的亲密不再，而两人的嫌隙发端于北伐即将胜利的时候。
1928年5月22日，蒋介石致电冯玉祥，希望由阎锡山接收北平和天津，电文中称：如果冯玉祥接管平津，会让日本、英国等北平的外交使团对他心生芥蒂。这封电报让冯玉祥“空欢喜”了一场，因为之前蒋介石向冯玉祥许下诺言：如攻克平津，就让冯玉祥的部下鹿钟麟担任平津卫戍总司令、韩复榘任河北省政府主席。
《冯玉祥日记》记载，此事令冯玉祥大为光火，一直称病，不参加北平举行的善后会议。后来在李宗仁“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的调停劝说之下，才动身北上。而蒋介石自知理亏，为安抚他的情绪，任命冯玉祥的部将孙良诚为山东省主席、何其巩为北平特别市市长。
据说，在阎锡山极力劝说蒋介石把平津分给他时，蒋本来非常犹豫。阎锡山说：你看看谁没有吃过他的亏。蒋介石听闻此言，立刻下了决心。历史学家猜测，这是后来冯玉祥与蒋介石和阎锡山反目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伐成功后，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的冯玉祥率先进入南京，他将身边的得力干将也都带到了南京。此时，冯玉祥手握40万重兵，又是蒋介石的结拜大哥，前思后想觉得蒋介石不会亏待自己；而蒋介石此时也需要冯玉祥拿出态度，造成两人结盟以压迫阎锡山、李宗仁等势力的目的。
但是，关于北伐军的编遣会议在南京一召开，冯玉祥就意识到了蒋介石对他早有戒备之心。当时，冯玉祥提出了“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的方案，主张各集团军部队混合来编，军权归中央统一掌握，各军总司令均到中央供职。特别在自己的方案中提到，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12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8师人马。
结果阎锡山提出四大集团军各编11个师，另设立一个中央编遣区，也编11个师，归蒋介石掌握，这样，“拆散了冯蒋合作关系，最大程度地便宜了自己，也讨好了桂系”，这个方案得到蒋、阎、李的认可。
当时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最强大，按这个方案，他首当其冲地成为“削藩”的对象。冯玉祥自然不会认可，最终编遣会议无疾而终。3月12日，人在河南的冯玉祥干脆给蒋介石发了一封请辞军政部长的电文，声称自己身体不好，无法担当军政部长的重任。这封电报，可以看做是蒋介石和冯玉祥分裂的标志。
1929年，桂系首先在武汉发难反蒋，蒋桂战争爆发。从这期间蒋冯之间的电文可以得知，当时冯玉祥出动了13万大军到武胜关援助蒋介石。
但后来的历史却是：冯玉祥的大军一直按兵不动，电文只是为了应付老蒋，表示服从中央。而蒋介石为防止他两面讨好，公开发表了冯玉祥给他的电报。冯玉祥只好向李宗仁表示，此举只是为了麻痹老蒋，同时密令韩复榘紧急行军，抢夺湖北地盘。韩复榘问布告内容是写“讨桂”还是“讨蒋”，冯玉祥说，“哪方都不写。你仔细观察，若桂系胜了，就填上蒋逆，若蒋胜了，就填上李、白逆。”
势力范围在西北的冯玉祥一直渴望拥有港口和铁路，部下孙良诚虽然担任山东省主席，但因为青岛和胶州铁路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始终未能完全如愿。蒋桂开战时，为稳住冯玉祥，蒋介石派邵力子赴河南会谈，除许诺200万银元，还答应让冯玉祥完全控制山东全境。
而冯玉祥的两面做法惹恼了蒋介石。打败桂系后，蒋介石再拉拢冯玉祥已没有必要，于是命令部下抢在冯部到达48小时之前占领了武汉三镇、并通电山东省主席孙良诚，不得在日军撤出后接收济南，随后在山东聚集重兵，活生生从冯玉祥手里抢走了山东。
山东事件，让“结拜兄弟”公开决裂。于是有了5月19日冯部将领刘郁芬、孙良诚等28人联名通电“护党救国”，要求蒋介石下野，并拥护冯玉祥为“护党救国西北路军总司令”。另一方面，南京方面宣布开除冯玉祥的党籍和一切官职，着令缉拿军办。
正当这个关口，不愿听命西撤、放弃地盘的冯玉祥部下韩复榘突然离冯而去。他说服石友三和马鸿逵等几位高级将领一起投靠了蒋介石。三人带走十余万精兵，约占冯玉祥的三分之一。不久，杨虎城也脱离而去。于是就有了冯玉祥1929年5月27日下野的通电。
正是这三大“过节”直接导致后来冯玉祥联合阎锡山、李宗仁，与蒋介石兵戎相见。
但其实，冯玉祥和阎锡山之间也是有梁子的。早在北伐前，阎锡山曾参与直奉的“讨赤联军”，攻打过冯玉祥的国民军。北伐时，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打到靠近保定，遭遇奉系精锐王牌部队的猛烈攻击，曾向冯玉祥求援，冯以无兵可调拒绝了。
特别是1929年在阎锡山的邀请下，冯玉祥兴冲冲地奔赴山西共商反蒋大计。结果，在晋祠，阎锡山一边盛情款待冯玉祥，隔三差五携公子、夫人前去拜访，商谈反蒋策略。另一边到北平以“检查身体”为名，与蒋介石密谈，讨价还价。
直到1930年4月，原二、三、四集团军组成反蒋联盟，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就任副总司令。
当时冯玉祥的许多部下都反对联合阎锡山，认为其阴险狡诈，反复无常，不可与之共事。之前，鹿钟麟曾对何应钦的代表说：“蒋介石是敌人，阎老西是仇人；敌，可化为友，仇则不共戴天。”
中原大战因为张学良通电入关，蒋介石大获全胜。战败的冯玉祥移居泰山脚下，过了一段山居读书生活。
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兵力迅速扩大到10万，一度收复、接管察哈尔省全境。这引起了南京政府的惊恐。在日蒋联合进攻下，冯玉祥被迫通电全国，辞去总司令职务。几个月后，抗日同盟军战败。冯玉祥再回泰山读书。
1935年由于日军步步紧逼，蒋介石在抗日态度上有了变化。1935年10月，蒋介石发电报邀请冯玉祥出山。11月1日，冯玉祥乘专车前往南京，为了表示敬意，蒋介石让出自己在中山陵四方城的官邸，让冯玉祥居住。
冯玉祥到南京初期，蒋介石与他几乎朝夕相处，事事向他请教，冯玉祥每提出一个建议，蒋介石都诺诺答应，甚至用红铅笔记下。正是如此，在这段时间内，冯玉祥致蒋介石的多封书信开头写道“昨晚聚谈，以鄙见所及，荷蒙嘉许”、“昨晚承招饮，相谈甚欢，所陈三事，颇蒙嘉许”、“昨谈各事，快甚！”等的话语。而冯玉祥确实也将自己关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甚至包括法律的一些观点，写给蒋介石阅览。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逼蒋抗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后，冯玉祥致电张学良、杨虎城，请求释放蒋介石，同时表示，自己愿意去西安做人质，以换回蒋介石。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全面抗战爆发后，冯玉祥选择全力拥护蒋介石，到南京就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两人携手走向抗日战场。
淞沪会战期间，冯玉祥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后来又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期间冯玉祥举荐的人才如冯治安、鹿钟麟等一概予以录用。
自1939年下半年起，蒋介石、冯玉祥的互动日渐减少。据台湾学者陶英惠分析：此时冯玉祥经常接触中共或左派人士。而冯玉祥遇到看不惯的事又喜欢直言不讳的批评，导致蒋介石对他“敬而远之”。
此后，冯玉祥基本无公事可办，直至抗战胜利。
1945年，冯玉祥提出想出国考察。蒋介石给了他“水利特使”的名头，并趁机给他办了退伍手续。这让冯玉祥大受打击，因为他始终将军人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这也是冯玉祥后来始终不肯原谅蒋介石、反蒋到底的重要原因之一。
蒋冯最后的决裂是在1947年。 这一年的9月9日，冯玉祥在美国组织“华侨和平民主协会”，以促进其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对国民政府的一切援助。其后，又多次在美国街头发表演讲，呼吁美国民众不要支持蒋介石。
1947年11月12日，蒋介石以其反政府言论和行动，过于离谱，撤销了其赴美考察水利专使名义，命令他立即回国。冯玉祥不予理睬，随即国民党再次开除了冯玉祥的党籍。1948年元旦，李济琛领导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冯玉祥被选为中央委员之一。
2月8日，冯玉祥在《纽约下午报》发表了一封致蒋介石的公开信，信中冯玉祥指斥蒋介石撕毁了政治协商会议全部议案和诺言。要求蒋介石，“下野，立刻离开中国，把所有的一切交还人民！”
信中，冯玉祥告诉蒋介石，我写给你这一封信，或者是最后一封信。没想到，一语成谶，1948年9月1日冯玉祥在黑海敖德萨港附近因苏联“胜利号”轮船起火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