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虎石台》首发——一部打磨了六十年的奇书-时代文艺出版社
输
父子两代人六十年艰辛打磨，甚至从毁掉的书稿中沿着记忆重新建构的东北民间史诗、生态群像：民国年间东北小村——“虎石台”荡气回肠的演变史
——长篇小说《虎石台》
长篇小说《虎石台》就要上市了，它是这样一部奇书：
创作过程历时六十年，在稿件送到出版社时，其中的一位作者已经去世快二十年了；
初稿的第一部完成于20世纪50年代，曾得到著名著名文学评论家冯雪峰先生首肯，并联系作家出版社安排出版事宜，但因故未能成书；
全部书稿毁于1966年，恢复的过程直至第一作者逝世，尚未完成；
此次出版，著名作家梁晓声先生亲阅书稿并作序，称其为“不枝不蔓，张驰有致松峰莉璃，叙事得体，形象鲜活，故事动人”，其横跨两代人六十年的写作现象在中外文学史上并不多见。（梁晓声先生序文稍后会在微信公众号中推送）
即使是这样，稿件还是在出版社压了一年多才完成出版；
为了此书，出版社一位已经不在编辑一线工作多年，只担任复审工作的老前辈重出江湖，亲自操刀，对图书文本、装帧设计各个环节进行了严苛的把控。书稿的编辑工作甫一结束，他才放心地退休了……
长篇小说《虎石台·后记》
文/张釜
壹
这部作品沉淀了六十余年，凝聚了我们父子两代人的心血。其间，中国的历史大起大落、峰回路转、波诡云谲，无人能拿捏得准。所以在小说重新成书的过程中，修改增补是十分艰难的。好在烟消云散，小说描述的1925年至1958年这段历史基本上尘埃落定，不再是众说纷纭。作品此时收笔，可以坦诚地面对这段新旧中国交替的历史了。
优秀文学都具有故乡意义，这部作品就是一部真正的故乡文学，是当事当时人对家乡往事刻骨铭心的领悟和忆念。后来人，虽能根据历史编撰出离奇的情节和动人的故事，但却绝难写出当时的社会和生活细节，而真实可信的历史，是用细枝支撑起来的。考察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要看那个社会的生活细节，以小见大，以精细看深广。王芹秀由此，六十年的尘封使它成了一件文学孤品。这部书稿伴随父亲穷困潦倒的一生，直至离世也没有完成。用他的话讲，这叫“文章憎命，时数限人”。
贰
1953年，父亲拿起了笔，那年他二十八岁。1955年完成了小说的第一部，竟不知深浅地直接寄给了位高权重、大名鼎鼎的文学评论家冯雪峰。意想不到的是，一年后雪峰先生寄来了亲笔信，不但认真阅过书稿，还将之直接送到作家出版社，亲自安排了出版事宜。先生对书稿的评价是：“经过较大修改，这是一部好作品。”
由此，父亲就在作家出版社第一编辑室的指导和帮助下，开始了作品的修改。期间又陆续写出了第二部和第三部，于1958年完成了120万字的《祖国的乡村》三部曲。这年作家出版社来信，认为整个作品尚有较大的修改余地，建议把第二部抽出来单独出版，父亲没有同意，出版的事就放下了。在当时为一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作者出版大部头的三部曲绝非易事，何况1957年冯雪峰先生就被划为右派，打入了另册。
这以后，国家的政治走向急剧向左。1962年以后，出版社就只出村史、厂史之类的东西了，对此类小说失去了兴趣，把稿子全部退了回来。父亲不甘心，又把书稿送到吉林省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去审阅，设想能在省内出版，当时还有编辑曾来家里交换修改意见。1966年夏天，社会大乱。父亲不放心，到省作协去取稿子，但经手人说，这部书稿被查抄省文联的红卫兵堆在马路上烧掉了。父亲十几年的心血和希望瞬间灰飞烟灭。
这部作品，我是断断续续看过的，冯雪峰先生的来信和编辑们寄来的厚厚的修改意见我也都看过，深知这部书的分量。因此“文革”过后不断鼓励父亲凭记忆把书稿恢复起来。为难的是父亲因嗜酒双手颤抖，已不能正常写字了。这样我就得全程帮助他恢复这部作品。过程很慢，因为这是个拨乱反正的年代，必须对原有情节进行大幅度的增删，大部分都得重新创作。我们只是执拗地认为，这部作品必须整理出来，但在文坛一片浮躁之风的情势下，对于出版并未抱多大希望。所以直至1998年父亲辞世，始终还是一部残稿。
最
2012年夏，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才能潜心扑在这部小说的补写、修订、完善上。经过三年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百万字的书稿，完遂了老爹毕生的愿望，可以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了。
小说的时间跨度仅三十三年，但却经历了四次改朝换代，涵盖了民国、伪满洲国、美苏国共争夺期和新中国成立的全过程。可谓纷繁复杂、千曲百折、棱角突出、特色鲜明。表现这样一段大格局的历史，采用单一主人公的线性叙事结构，显然是十分困难的，当然也是作者的功力所不及。所以，书中是用设置群像式人物及用非线性叙事结构，来对这段特殊的社会生活，进行深入的生活化和世俗化的演绎。用一部长篇小说来演绎这段东北近当代史，重在其特殊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这是一部严格的写实主义的作品。在已被大致澄清的历史背景下，真实地塑造出一个个血肉丰满的东北农民形象，显示了不同凡响的艺术胆识和文化个性。超越了在文学作品中几乎定了型的对农民和地主的写作模式和欣赏习惯。
作品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在中国发生、发展直至取得最后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而是社会两极分化的贫富之争，到了不能调解的境地，而物极必反的必然结果。
地主阶级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对象，但在当代文学史上却对其缺乏全面完整的形象表述。所谓的地主就是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这样固定的模子里脱出来的坯，千人一面。这部书中，就塑造出十余种各具特色的地主典型，充实了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
小说具有浓厚的东北语言风格和地方特色，描写了大量的民风民俗和乡风乡习，并深刻展示了各种宗教信仰的传播、发展和封建迷信经久不衰的传承，在民间所产生的巨大教化力。
苏童先生说：“乡土是一个作家最大的粮仓。他从那里出生，然后以文字反哺，做一次无论是精神或是文字的还乡，由此来完成一生的创作。作家写作的母体在二十岁以前就形成了，他一生就在回忆那段生活。”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应该说，这部长篇具有厚重的生活底蕴，源于我们家特殊的家族背景和父亲的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
真实的虎石台，位于辽宁省沈阳市城北，是我的故乡。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和故事都可以在那里寻到踪影。家乡的往事都深深地镌刻在父亲二十岁的记忆中。
叁
我家祖籍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光绪年间，遇干旱，赤地千里。曾祖父张玺山是个烧瓦盆的，万般无奈之际，领着妻儿，挑着瓦盆，闯了关东，在奉天虎石台安家落了户。老人家后在将军衙门谋了差，当过一回典狱长。老爷子有四子一女。长子乡里悬壶是个不出名的汉医，次子庄农为本，我的亲爷爷行三，叫张惠孚，十九岁时牵自家马匹投军当了骑兵。最有出息的是行四的堂爷，原名张家肃，跟随张大帅，更名为张惠霖，后扶持少帅，又改名为张志良，与张家渊源可见一斑。就是他日后发迹，成为东北三省民族工业的奠基人，兴盛了我们这个张氏大家族。
20世纪初，我家在奉天柴火市开了一个小店，叫“来升客栈”。有一个行踪诡秘的人进城办事必到此处落脚，常来常往，形同家人。此人就是日后的东北王。后来，我家便在张作霖的庇荫和提携下，进入了东北的上层社会，成了赫赫的达官显贵。四爷张惠霖先后担任奉天督军府监印官、奉天储蓄总会会长、东三省官银号总稽查、奉天总商会会长、东三省商会联合会会长、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奉海铁路公司总理、东北盐运使、东三省筹济总局督办等要职。我爷爷也在东北军营长的任上，进东北陆军讲武堂一期深造，后在副旅长的职位上退伍。
张惠霖一生坚定实业救国，创办的“惠临火柴公司”挤垮了日本、瑞典的火柴企业，走出了振兴民族工业的第一步。又接着创办“八王寺汽水啤酒公司”“肇新窑业公司”“阜兴洋瓦公司”“阜成建筑公司”“利达公司”“四先贸易公司”“四先建筑公司”“惠华银行”“保兴估衣庄”“四恒当铺”等众多企业，带动了辽沈地区民族工商业的崛起。他强烈抵制日俄对东北筑路权的控制，筹建东北第一条国有铁路，在担任奉海铁路公司总理期间，用自己的钱贴补修建铁路的费用，并自费购买了奉海铁路上的第一辆蒸汽机车。
肆
小说开篇写到东北史上一件大事“郭松龄倒戈”。这是东北军中的进步力量对反动军阀的一次激烈抗争。如若倒戈成功，不会有后来的九一八事变。郭松龄是受到孙中山先生赏识的人物，他是个民主革命者，志在辅佐张学良上台，实行国民党的政治主张。张惠霖就是郭松龄和其妻韩淑秀的挚友，有一致的反日爱国、改革图新的思想。曾一同筹建贫儿学校，致力国民教育，并推动一系列慈善事业。这样的思想和经历，使他在九一八事变后，坚决不当汉奸，被日本关东军视为“要视察人”，软禁在大连黑石礁长达十四年。这在东北军政上层是十分罕见的，作家冰人，根据他的生平和史实，创作了长篇小说《东北大马路》。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在老师和同学的引荐下，参加了国民党辽宁省党部和军统局北满站。在国民党上层和内部亲历了那段极其特殊的历史。
至于我本人就简单得多。生于长春城围困时，刚满月即随起义的父亲出卡哨来到解放区，堪称共和国的同龄人。高中生、红卫兵、老知青、装卸工。1978年，三十岁的我考入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效力于中国民主同盟会。曾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吉林省委副主任委员、长春市政协常委、吉林省政协常委、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现任吉林省政府参事。
梁晓声先生，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是厚重。我以为厚重的作品，必来源于厚重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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